双向投资推动中国融入世界

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平台，也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活动有着直接和明显的影响。跨国公司在WTO所创造的环境中将市场内部化，实现资源更有效的利用，以及生产、服务能力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WTO所推动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透明度等基本原则，为跨国公司以公平的方式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创造了条件。我国自入世以来，不断学习国际规则，全面履行承诺，吸引了全球跨国公司的进入，也为我国企业的全球化提供了充足的信心，以双向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保障。

市场持续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在华稳定发展

利用外资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对外经贸工作的重点，并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外资在华发展提供稳定和成本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入WTO之后，我国按承诺多次修订了与外国投资直接相关的“外资三法”，为外商以合资、合作或独资在华经营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这些法律的修订，减少了外资企业需要将生产的产品出口国际市场的约束，增加了企业在用汇方面的渠道。与此同时，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为保障劳动者利益建立了工会组织，为企业在原材料、燃料等使用上从国际、国内市场自由获取提供条件。

此后，“外资三法”修订为《外商投资法》，外商准入负面清单一直在持续改进，中国以立法、执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多渠道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其中，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不仅为当前的外商投资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准入条件，而且确定了未来更为开放的投资环境。这些调整和修订，不仅保障了在华跨国公司可以与本地企业进行更为公平、合理的竞争与合作，也更坚定了企业通过持续投资不断扩大本地供应链网络的信心。

外资的行动表现在数据上。乍一看，从2001到2020年，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2021》的数据，中国的外资流入量似乎并不大。与2001年的468.8亿美元相比，2020年外资流入量不过为1493.4亿美元。平稳的直线似乎显示外资流量的增速不快，年均增速为6.3%。但是，把中国外资流入放到全球来看，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在同样的时期，全球外资流入量年均增速为1.4%，而欧盟、美国、日本这些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分别出现了-5.4%、-0.1%和2.6%的年均变化率。20年来，除2009年（-13.2%）、2012年（-2.3%）和2016年（-1.4%）的外资流入量出现比上年下降外，其余17年我国的外资流入均保持了增长。在全球外资流入量大幅波动而中国表现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外资流入量的全球占比则从2001年的6.1%增加到了2020年的15.0%，全球排名逐渐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一位。当然，也应该看到，2020年我国的外资流入占比的增加有着较为特殊的背景，疫情下的美、欧、日的外资流入量分别同比下降了40.2%、72.9%和29.5%，这更显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青睐与信心。

伴随中国逐步实现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一个环节向着全面融入甚至引领全球经济的转变，外资在华发展的动力在20年间发生了明显变化，对市场的把握和响应也显著提升。入世伊始，在华外资企业大多只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和制造基地，为其全球化的网络提供产能。但伴随互联网的兴起，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自新世纪之初逐步成为跨国公司追逐的热点，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外资的进入，韩国三星电子、国际商用机器（IBM）和诺基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3家出口商；同时，在华跨国公司的出口额也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51%）。伴随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入世承诺逐一兑现。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受挫的情况下，中国并未坐等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而是在包括汽车制造的一般制造业，以及金融在内的诸多服务业领域主动敞开大门，推出一系列超过入世承诺的开放举措。外资企业则充分把握发展机遇，在中国市场实现共赢发展，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源供给的优化。2020年，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77.7%，高技术产业投资额同比增长11.4%，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28.5%。而疫情冲击下的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的外商投资额分别同比增长了78.8%、52.7%、15.1%和11.6%。尽管东部地区仍是外资的主要投资区域，但在辽宁、湖南、河北等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也呈现出快速增长。

外部市场吸引力强，中国企业加快投资海外市场

与利用外资相比，我国的对外投资起步要晚得多，这也符合普遍的经济规律。伴随一国或地区以人均产出为代表指标的经济实力的增长，其对外投资的能力和规模也会不断提升，在努力实现双向跨国投资平衡的过程中，会出现从净流入向净流出的转变。在入世前的世纪之交，我国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全球化发展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入世之后，我国政府在鼓励和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方面做了更多努力，主要集中于便利化、引导和规范。通过优化对外投资管理的方式，减少了企业对外投资流程时间和成本上的不确定性；通过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及在企业社会责任、绿色环保等方面的指南，提醒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应遵守的行为准则；通过完善全球经商参处和境内中介服务机构，提高企业融入东道国当地社会的能力。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