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走向高水平开放的中国金融体系
主持人
钟 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 宾
管 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张 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赵庆明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
弹指一挥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有20年，中国经济金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2年至今，中国GDP增长了近10倍，人均GDP跃上了一万美元门槛；外汇储备从不足3000亿美元攀升至稳定在3万亿美元之上。中国外贸和利用外资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金融体系不断深度融入国际体系，在外部金融危机频仍和内部转型压力之下，坚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使得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20年不凡的路程，值得回望和展望。
钟伟：欢迎三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0年前，当历经努力的我国政府终于成功地走完艰苦的谈判之路，正式加入WTO之后，随之而来的有欣喜也有忧虑。就金融行业将要承受的洗礼而言，惊呼外资金融机构“狼来了”的有之，批评中国银行业股改上市“贱卖了”的有之。当时既是国企脱困转型的攻坚时刻，也是金融业务治理整顿再出发的起点。在艰苦地清理旧法陈规、系统性地建章立制之后，中国金融机构逐渐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也有了长足发展。对此，三位有何重大事件可细致复盘加以分享？
管涛：扩大银证保等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加入WTO的重要承诺之一。入世之初，国内也曾有“狼来了”的声音，担心冲击国内金融行业。当时，我们对WTO承诺的金融业开放是分步骤地放开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外资持股比等限制。正是因为前期渐进的开放，帮助我们积累了经验、控制了风险，才有了2018年以来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信心和底气。虽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造成巨大冲击，但我国依然按照公布的金融业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对外开放了保险、券商和资管等金融牌照，分步取消了外资持股比限制，允许外资全资拥有境内分公司。至今，我国金融业开放已实现了与国际最高经贸规则接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其中负面清单基本清零。
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超出对WTO承诺的自主性金融开放。“引进来”的重大举措，无疑当属2002年试行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之后，又开通了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直投业务、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业务，为境外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配置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便利。近年来，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被先后纳入全球六大股票和债券指数，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张明：说来也巧，我2002年硕士毕业到一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恰好参加了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与海外上市工作。应该说，中国入世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与海外上市，是一项非常艰难也非常重要的工作。对当时第一批吃螃蟹的外国机构投资者而言，购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初始股权也的确承担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并不认同国有银行贱卖论的说法。这次股改与海外上市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程度与竞争力。外资商业银行更多地还是在跨境投融资、全球资产配置、其他跨境业务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尤其是在2020年前后，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独资金融机构的限制基本上完全放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未来有望显著提升。
赵庆明：我个人感觉，入世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分水岭。入世前，中央就对金融业着手改革，例如1999年相继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以解决当时国有商业银行所谓的技术性破产问题。真正的大动作、成体系的改革是在入世之后。一是入世后的对外开放也包括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一整套新的规则需要我们中资金融机构得首先“强身健体”，以适应新规则、新竞争；二是入世后我国经济超预期的快速增长为金融业加快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年底中央汇金公司的成立，由此拉开了国有金融机构波澜壮阔的改革。以中央汇金对建行和中行的注资为起点，到2010年7月农行上市，仅仅用了6年多时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完成股改上市，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事件是，2006年年底，5年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要全面执行入世承诺，外资银行全面享受国民待遇，与中资银行开始真正的同台竞争。我当时正好在建行从事研究工作。中资银行在与外资银行同台竞争中能胜过外资银行吗？这是当时大家的普遍担忧。事实表明，虽然在2007年我国全面履行金融业对外开放后，外资银行确实在短期内一度迅速扩张，市场份额也明显提升；但中资银行并未像此前担心的那样在竞争中落败，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提高了业务创新、市场营销、风险管理等综合能力，市场的主体部分并未丧失，仍然牢牢抓在了中资金融机构手中。
钟伟：在加入WTO之前，我国就就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持续深度改革，之后更是驶入了外汇管理体制变革创新的快车道。国际收支管理从偏重资本流入和顺差，逐步转向流出入“均衡管理”，经常账户以及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程度不断提升。与之相应，外汇储备也从快速积累转向逐步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对GDP的占比趋于基本平衡。在三位看来，这方面中国承受了怎样的“入世”考验？还将面临哪些新挑战？
管涛：WTO负责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国际汇兑事务不是其管辖范围。这方面，WTO尊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管辖权。IMF要求成员国履行第八条款的一般义务，实现本币的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但不要求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
加入WTO之后，我国出现了持续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200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我国国际收支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并提出要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这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才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还要早了几年时间。
对此，我们采取了“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一揽子措施。从外汇政策来讲，一方面，对跨境资本流动逐渐由“宽进严出”转向流出入“均衡管理”；另一方面，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增加汇率弹性，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现在，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从2007年的10%降至2%左右，趋于基本平衡；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逆差的自主平衡格局也基本形成，交易引起的储备资产变动趋于收敛。从2016年起，IMF就一直评估人民币汇率符合中长期经济基本面，既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
张明：在入世之后，中国国际收支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2011年，中国面临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也即经常账户顺差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并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面临持续升值压力，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攀升。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中国面临经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余额在顺差与逆差之间频繁波动的格局。其中，在2012年、2014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面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未来，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将会面临较大挑战：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即将缩小甚至反转，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经常账户顺差持续收缩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市场与资本账户的开放，中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的波动性将会继续上升。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国际收支双逆差局面。
赵庆明：改革之初至入世前，我国始终处于“外汇”饥渴状态。入世是全体国人众望所归。但当时也有很多担忧，主要是认为，入世初期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会使大量的外国商品涌入国内，导致进出口由此前的顺差变为逆差，对人民币产生贬值压力。这种担忧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实际情况是，进口增长快，出口增长更快，外汇储备不仅没有被消耗，反而迎来了更快的增长。到2004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6099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较快增长，导致央行以外汇占款形式的货币发行远超过此前预期和经济需求，对冲压力、通胀压力均明显加大。随着2015年“8·11”汇改，以及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主要依靠外需和投资转向主要依靠内需，我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外汇储备逐步稳定在了3万亿美元左右。应该说，入世之初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烦恼已经消除。
至于新挑战，我感觉未来应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外汇管理方面应该进一步改进外汇收支和结售汇操作，使之更加便利贸易和投资；二是外汇管理部门要利用好现有的海量外汇数据，做好监控和预警，为提前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钟伟：20年来，人民币汇率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焦点话题。中国外贸高增长和经常项目顺差较多时，美国一些政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