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到近代的中国跨境白银流动
白银是中国明清到近代的主要货币，也是当时国际贸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的主要工具。从长期历史时段分析中国白银跨境流入/流出情况，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以及与全球化的关系。本文参考彭信威、吴承明、郑友揆、陈争平等专家的研究成果以及旧海关出版物等统计资料，制作了1550—1936年的白银流动情况表。其中，1550—1869年，以10年为单位，估算其间白银年均净流入/流出规模；1870—1936年，估算每年的白银净流入（流出）规模，并简要记述相应时段的中国主要收支项目和重要事件。最后，按照购买力统一折成1990年国际元，并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变动额进行了比较。
明清到近代（1550—1936年）的白银流动与国际收支概述
明代中叶（15世纪下半叶）以后，白银取代铜钱和纸钞，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但中国本土白银有限，难以满足国家财政运转和市场交易的货币需求。16世纪上半叶，日本和美洲相继发现大银矿，1550年以后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持续流入中国，成为中国白银货币的主要来源，并对中国的货币制度、财政运作和生产流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中叶（1830年）以后，受西方鸦片输入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从顺差变为持续逆差，并直接导致白银流出、金银储备减少。此外，近代中国在货物贸易长期逆差的同时，还存在对外赔款、华侨汇款、服务贸易、借外债、外国直接投资和金银兑换套利等因素，导致各年份白银净流入/流出数量与贸易逆差规模并不相等，部分时段还出现了贸易逆差与白银流入“双入超”的现象。直到1935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最终导致银本位制崩溃、法币与白银脱钩，白银正式退出官方货币行列。
在国际收支和白银跨境流动统计方面，明代和清代初期（1550—1684年），基本没有官方统计和系统性的商业文书留存。中外学者主要通过中西贸易船只数量以及马尼拉殖民当局的贸易税记录、东印度公司账册等外文资料，挖掘相对可靠的数据，进而估算中外贸易和白银流动规模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解除全面海禁，次年在广州等地设立海关。特别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后，中国方面对于西洋商船来华时间及数量、缴纳关税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可与外文文献相对照。但据此准确估算贸易和白银流动规模，仍然相当困难。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部分通商口岸，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开始按照西方的管理与统计理念，建立了一套进出口贸易监管和统计体系，并一直延续到1948年。其中，海关对全国金银进出口的全面统计始于1888年。中外学者基于旧海关统计数据以及近代对外条约、外债契约等资料，对近代国际收支和白银流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士（H.B.Morse，1904）制作了1903年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商品贸易及金银进出口、劳务收支、投资收益、华侨汇款及资本项目等内容；萧梁林（Liang-lin Hsiao，1974）统计了1894—1936年通过海关的金银进出口情况；郑友揆（1984）估算了1864—194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收支，并制作了1903—1936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周广远（1986）分析了1870—1894年中国的货物贸易收支，估算了1870—1887年海关未统计的金银进出口情况；陈争平（1996）系统估算了1895—1936年的中国国际收支，制作了这一时期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并分析了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特征、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旧海关的统计资料仅限于海关监管范围以内的合法贸易，考虑海关统计的基本误差后，其贸易统计整体上是可信的，且与国外的相关记录基本一致。其他对外赔款、政府外债等有条约、合同可查询佐证的项目，估算结果差异也相对较小。至于走私贸易、服务贸易、华侨汇款以及外国投资流入/流出、货币兑换套利等无正式统计的项目，估算较为困难，其结果差异也较大。1936年以后，由于中国不再将白银作为法定货币，同时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主要外贸口岸相继沦陷，因此尚难以估算1936年以后一段时期的白银流入和国际收支状况。
为较为直观地展示明清到近代的中国白银流入/流出情况，笔者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制作了1550—1936年的白银流入/流出情况图表（见表1、图1）。其中1550—1870年，以10年为一个单位，估算10年间的白银年均净流入/流出规模；1870—1936年，依据已有研究成果，估算每年的白银净流入/流出规模。两个时段内，都简要记述了主要收支项目和重要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