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通对外投资“双行道”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不仅是第一大贸易国和吸收利用外资大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流量和存量位居世界前列。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给对外投资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在坚持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有必要畅通对外投资回流机制，促进“走出去”与“走回来”更好融合，加快构建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外投资既要走得顺，又要能归来

按照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然而，保持这一增长势头有一定难度。202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稳中有降，与全球跨国投资增长相比有所逊色。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1136亿美元，增长3.2%；折合人民币的金额为7332亿元，比2021年下降3.5%。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2年1月的《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达到1.6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7%，且已超过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

近年来，我国坚持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2017年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规范企业对外投资行为，明确了什么项目该“走出去”、什么项目不该“走出去”的问题。2017年8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强调了对外投资的“负面清单+鼓励发展”模式。尽管在短时间内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所回落，但经过进一步规范，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更加健康的发展。

随着我国“走出去”稳步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不断提升。根据《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5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8.13万亿美元）和荷兰（3.8万亿美元），列第三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的6.6%。应当指出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是一个动态概念，不仅受增量影响，也与减量有关。从后者来看，对外投资的“只去不回”问题值得重视。

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经济风险、投资保护主义等不利因素使对外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前些年“走出去”的国内企业和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受多重因素影响无法取得预期收益；一些国内企业因投资所在国未能兑现招商引资承诺，且存在多种隐性成本，海外投资遭遇风险。加上全球投资保护主义升温，主要发达国家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对我国对外投资项目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设置高准入门槛，存量投资项目也受到干扰和不合理待遇，影响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和信心。

从战略安全层面，一些关键性产业“走出去”不利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还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国的国际市场空间形成一定的挤压。部分产业转移会给我国带来就业机会减少、营销渠道中断等问题。近几年，全球产业布局加速调整，主要发达国家逐步收缩海外投资项目，新一轮国际产业布局出现了“去中国化”的现象。美国政府主张制造业回归，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促使部分海外投资项目回流美国。日本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实行“中国+1”策略，鼓励在华日资企业转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对此，我国要抓住供应链体系的关键链条、关键环节，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1月1日生效，RCEP区域内采用累积区域价值方法作为原产地证书的发放标准，区域内国家的产业关联将更加密切，对区域外企业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