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本质在于“以改革促开放”

自2018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高水平开放以及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的主要特征，就是交易成本和市场主体正式或非正式进入的障碍很低，且具备深度、广度和恢复能力（弹性），使得几乎所有的金融产品都可以有高效率的二级市场交易。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中国一定要走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但关于金融开放的相关问题需要厘清。

中国走金融高水平开放道路的必要性

首先，金融开放与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与外部的“挂钩”、对冲逆全球化冲击。理论上讲，金融体系开放同贸易体系开放存在着很大差异：一方面，两者的竞争成本、风险不同，即贸易风险主要体现在个别产业部门，而金融风险则具有全局性，因而通过规则、制度建设来控制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格外重要。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相比，有着更为明显的自循环特征。国际金融循环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与国际商品、服务交易有关的贸易渠道，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上，另一类是金融领域的自我循环，如国际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其他因估值效应引发的跨境资金流动等，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上。这意味着国际金融体系即便缺少了某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或能源实力较为强大的贸易国家，仍然可以顺利运作，相反，这些国家倘若缺少了外部金融支持，尤其是被赶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话，基本上就会失去在现行国际体系内获得贸易、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在国际贸易、投资和产业链日益加剧的“脱钩”风险背景下，进一步加大金融业开放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可以使得国际金融资本成为对冲外部风险的重要力量。

其次，金融发展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动因在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及其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了必须予以正视和解决的程度。因此，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非仅仅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迫不得已的手段。

伴随着居民收入增长、中产阶层规模扩张以及人口结构急剧老龄化，内需拉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如何减轻居民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通过提升企业内外负债的直接融资水平，获取更大的激励创新、刺激内外需均衡发展的动力，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课题。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业“脱实向虚”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落后。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甚至是偏颇的，金融市场发展的落后同样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结构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而银行融资本质上偏向于信用记录更长、更能够提供足额抵押品的大企业；而且，目前公共部门债务远超私人部门债务这种有违全球债务市场特征的现实本身，就说明金融市场发展落后是导致金融业“脱实向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打造一个开放、规范、透明、高效和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是十分必要的。

从对外经济关系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经常项目顺差转为逆差可能成为常态，因而对于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言，如何形成和具有国际收支的“延迟调整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一国的国际流动性状况，即能够支配的流动性越多，就能够将国际收支调整推迟得越久。为此，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达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得该国拥有一种将内在调整压力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能力或权力：一方面，由于可以使用本币为外部赤字融资，弱化传统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约束，国际收支赤字的调整成本更容易被延迟或转移；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上通过本币作为节点的交易数量越多、强度越大，外部世界或其他国家对该国的依赖性就越大，进而进一步提升“延迟调整能力”。

最后，金融高水平开放与发展将成为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崛起的重要支柱。从近500年全球大国兴衰和金融发展过程来看，所有成功崛起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金融革命、利用国内外资源尤其是他国的资源实现的，历史上尚无仅凭借自身的储蓄、储备成功崛起的案例。反观我国二千多年来“大一统”的国家形成与发展历程，通过税赋汲取社会资源的模式已然固化，欧洲国家间那种因激烈的生存竞争不得不将财政资源货币（公债）化的动机几乎不存在，因而很难从封闭型的国家垄断、囤积财富的“国库模式”，走向开放型的财政信用体制——藏富于民、金融发展的“公债模式”，进而走向开放型的货币信用体制。事实上，不仅明清时期中国的国家信用发展不充分，而且中西方“大分流”的根源也完全可以追溯到两者在13世纪前后的“金融大分流”，这是中国一直无法产生真正的金融革命的重要根源。那么，面临着大国博弈的现实和历史路径依赖的巨大压力，如何催生出一场中国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