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流通20年的实践及对亚洲一体化的启示
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了，在澳大利亚的首个交易日的汇率为1.175美元，其后单边下行，在2000年10月跌至0.83美元的低位。经历1年多的底部震荡后，于2002年1月开始升值，12月回到1美元以上。
时隔20年，受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欧元兑美元汇率在2022年7月13日再次跌破平价关系。欧元空单还在累积。雪上加霜的是，在高通胀压力之下，欧央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使欧洲的经济前景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与欧债危机不同的是，作为“火车头”的德国恰好是这场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的中心，贸易条件的恶化很可能扭转其长期保持的贸易顺差。
欧央行能否再次挽救欧元于危局？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会如何处理德国与欧元区利益的冲突？泛欧主义者能否抓住危中之机深化欧洲一体化改革，抑或是民族主义者掀起新一轮的反一体化浪潮？值欧元全面流通20年之际，在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回顾欧元诞生的历程和流通20年的实践，对亚洲一体化有重要启示。
欧元诞生的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前的混乱带来了深刻的反思。这不仅体现在全球层面，也体现在欧洲内部。由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经济萧条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故推动贸易一体化成为战后欧洲议程中的优先事项。
欧洲一体化有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是1951年4月，欧洲六国准备正式签订《巴黎条约》，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首次搭建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对话机制；“第二次跨越”是1955年，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召开第二次政府会议，委托比利时外长亨利·斯帕克制定下一步计划，这一计划就是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罗马条约》的雏形。《罗马条约》决定设立两大机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简称“欧共体”），欧共体的任务是将自由贸易的范围从煤钢产品拓展到所有的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确立了“经济政策趋同”的目标，还专门设立了货币委员会来监督成员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第三次跨越”是1969年的海牙会议，正式将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作为欧共体的目标。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开始了向欧元区的过渡，制定了“趋同标准”，规定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才有资格加入欧元区。概括起来，这些条件包括：低通胀水平；稳健的公共财政（赤字率低于3％，政府债务杠杆率低于60％）；加入固定汇率体系至少两年，且没有发生汇率大幅波动的情况；长期名义利率向通胀率最低的3个国家看齐。
1990—1999年，上述趋同标准逐步兑现。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但取代各主权货币行使货币职能，还经历了一个过渡期。2002年1月1日，欧元硬币和纸币开始流通，2002年3月完全取代以前的主权货币。
欧元20年：乏善可陈
失衡问题始终困扰欧元区
从欧元诞生时起，失衡问题就困扰着欧元区。作为欧元区核心国的德国反而对边缘国家产生了“虹吸效应”。
故事缘起于2000年互联网（IT）泡沫的破裂。从1998年初到2000年3月，德国科技股指数暴涨了8.6倍，远高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2倍和纳斯达克计算机指数的3.3倍。而泡沫破裂后，德国科技股指数缩水了97%，甚至超过了道琼斯指数在大萧条期间的跌幅（89%）。
IT泡沫的破裂改变了德国所有实体部门的收支状况：家庭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进入去杠杆和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政府赤字率在2003年之前持续提高，至2008年已基本回归到平衡。资本流出规模扩大的态势一直维持到2006年底。
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2000年初不断下滑，至2002年二季度出现负增长。随后开启复苏。如果是在封闭经济状态，德国经济的衰退将会延续至2005年底，因为从2001年三季度至2005年三季度，内需在75%的时间里对GDP增长的贡献都为负。所以，德国经济从收缩到扩张的唯一解释就是外需的拉动。从2000年到2008年，净出口对德国GDP的贡献仅在2003年为负。
按地区分解德国的贸易顺差可知，对欧元区国家贸易顺差的扩大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德国净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从2000年至2008年二季度，欧元区对德国贸易顺差季度平均值为150亿美元，平均贡献率为37%。
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德国国内消费率和投资率的下降相对应。2000年IT泡沫破裂之后，德国便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区间。虽然欧元区外围国家受到的负面冲击较小，但德国的衰退迫使欧洲央行不得不降息。从2000年4月至2003年6月，主要再融资利率从4.75%降到了2.5%。即使如此，德国私营部门仍在去杠杆和以债务最小化为目标，跨境资本持续净流出。
与之相反，欧元区其他国家呈现出相反的资产负债表周期。以非金融企业部门为例，从2003年底开始，德国非金融企业盈余继续扩大，至2006年底达到峰值，欧元区其他国家非金融企业开始加杠杆，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此间，德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欧元区（不包括德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了12.3个百分点。在后来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中，爱尔兰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从76%上升到146%，增加了70个百分点，西班牙增加了46个百分点（从83%增长到129%），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分别增加了19、17和16个百分点。
与之对应的是家庭部门。IT泡沫之后，德国家庭部门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周期，盈余比率显著提升，杠杆率持续下行。至2005年底，净金融投资占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初的2%提升至4%。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提升，至2019年底已经增加至6%。家庭杠杆率则从2000年初的70%降到金融危机前夕的60%，至2019年底，又降低到了54%。其它欧元区国家家庭部门从2002年中开始与德国背离，盈余比例不断下降，至2005年底转为负值，债务杠杆率不断提升。2000年初，“欧猪五国”家庭部门杠杆率均低于德国，到2010年底，除意大利外，其他四国均超过了德国，也正是在爱尔兰、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
“只有一场危机能带来真正的变革。”2009年希腊债务问题开始暴露，2010年欧债危机全面爆发，也突出了欧元区制度的弊病。一方面，相比美联储，欧央行可用的工具极其匮乏，在“通胀本位”之下行动更为迟缓；另一方面，2010年5月，欧元区内部意识到财政协同的重要性，决定推动“财政一体化（Fiscal Consolidation）”，并于2012年达成财政条约（Fiscal Compact），将德国的债务刹车（Debt Break）机制扩大至整个欧元区。条约规定，在几乎任何情况下，欧元区各国政府都应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发行公共债务需征得其他国家的同意，违反规定的国家将受到惩罚。此后，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率不断降低，2018年已经降低到-1%以内，欧债危机的始作俑者希腊甚至在2016年就转为盈余。
2017年底以来，欧元区GDP增速开始放缓，原因之一是净出口的显著下降，作为缓冲，政府部门扩大了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德国政府盈余规模收窄，其他欧元区国家赤字率有所提高。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外需和国内私人部门需求骤降，欧盟委员会通过7500亿欧元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提振了市场对欧洲经济复苏的预期，也为未来财政等一体化前景打开了想象空间。
欧债危机后，经过连续近10年的去杠杆、调结构和再平衡，国家信用实现了二次收敛（见图1），欧元区私人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质量显著改善，家庭持续盈余，非企业收支基本平衡，资产负债表衰退有所缓解，财政政策空间明显提升，欧元区内部国际收支结构也更加均衡——2008年之前，欧元区的国际收支状况整体上是平衡的，但内部结构基本上是德国的盈余被欧债危机发生国的赤字所抵消。2008年之后，德国的盈余总额稍有减少，更重要的是盈余的来源已经从欧元区转移到美国。也就是说，欧洲内部的再平衡是以全球的失衡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