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的“危”与“机”

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已过去25年，但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从泰铢失守到港币阻击战、从东南亚局部危机到俄罗斯和拉美货币危机的连锁反应，亚洲新兴市场经历了一场自二战以来最大的金融经济危机，影响深远。其中，一些矛盾有所改善，危机推动改革和进步，最终化危为机；还有些矛盾依然根深蒂固，周而复始影响新兴市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格局。只有深刻理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内涵，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历史的重演。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到恶化，不同因素的主导作用不尽相同，传导链条大致表现为基本面缺陷和政策失误埋下危机的种子，外部因素突变和国际资本兴风作浪引爆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既有传统货币危机的基本要素，又有亚洲地区的特殊性，同时也是一场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经典案例。虽然亚洲危机国家的宏观基本面有瑕疵，但不至于严重到引发一场最终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IMF，1999）。在此，笔者归纳为七方面的因素。

一是经济结构性失衡。亚洲金融危机前，受影响最大的亚洲危机五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以下简称“危机五国”）既没有足够的出口创汇能力，又大量举借外债搞投资。前两代危机模型〔克鲁格曼（1979）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奥博斯菲尔德（1994）的多重均衡危机模型〕的触发要素基本上都占全了。1990年至1996年，危机五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平均为4%，泰国更是在1994年至1996年连续三年高于6%的国际警戒线。1996年，危机五国的外债占GDP比重全部超过20%的国际警戒线。此外，彼时外储只要足够支付3—4个月的进口就算充足，这导致危机五国未对债务集中到期给予足够重视。1997年，韩国、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短期外债占外储比重更是超过100%，流动性岌岌可危。韩国政府1997年底转向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是因为媒体曝光其储备远不够支付到期外债，国家有破产风险。

二是国内投资过热。与历次拉美货币危机不同，亚洲国家的储蓄率一直不低。但当投资高于储蓄时，就需要靠其他资金来源进行补充，例如上述的外债。1996年危机五国平均储蓄率为32.1%，低于平均投资率3.2个百分点。过多投资可能导致回报率边际下滑和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化，加剧债务的不稳定性。只不过是历次危机前，市场都会陷入狂热的情绪，似乎好日子永远不会结束。

三是金融账户过早开放。贸易开放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让东南亚国家信心快速膨胀，不少国家的下一个目光都瞄向金融开放，却无视僵化的汇率制度，反而展开了创建区域金融中心的竞标赛。如1992年泰国设立曼谷国际银行便利（BIBF），开启离岸金融市场，为资本跨境流动大开方便之门。这些金融工具最后都成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的进攻手段。而货币弃守后的竞争性贬值产生的金融紧缩效应远大于贸易扩张效应，加剧了经济和社会危机。

四是银行系统不稳定。90年代，亚洲国家普遍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银行市场化经营仍显不足。同时，亚洲国家更为依赖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金融风险集中在银行部门。当信贷投放过度遇上经济下行，银行的不良率就会显著上升。1996年，危机五国的私人信贷占GDP比率缺口平均达到12%，其中马来西亚和泰国大幅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同期的银行不良率平均达到12%，最低的韩国也有8%，但危机前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

五是美元周期切换。从1994年至1996年，由于美国先后经历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美联储短暂降息和总统换届等一系列美元利空的冲击，美元指数走势较为疲软。正是这段时间，热钱大量涌入危机五国（BIS，1998）。而当时危机五国监管并不完善，热衷于金融对外开放，放任热钱不断流入。随着强势美元归来，国际融资条件收紧，给了国际资本釜底抽薪的机会。热钱流入在1996年四季度开始显著放缓，在1997年下半年更是转为大幅流出。1997年上半年，美元进入快速升值通道，在美联储加息的支撑下升值近9%，超过了过去一年半的美元涨幅。

六是国际资本兴风作浪。从1997年7月2日泰铢失守开始，危机五国均呈现股汇双杀的格局，就连“绩优生”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股市也相继被拖下水。这离不开国际资本轮番冲击引发的羊群效应。中国香港在1997年10月遭遇第一次大规模狙击。虽然中国香港成功保住联系汇率制，但是恒生指数大幅下挫29%，一度跌破一万点大关。

七是国际救助过度强调紧缩。IMF用拉美的药方来治亚洲的病，继续采用财政金融紧缩、实行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发、整顿国内金融体系的“老三篇”。而过度强调紧缩，让银行无序破产造成银行挤兑，加剧了危机国家的社会动荡。1999年，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公开批评IMF“乱作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受到宏观冲击的时候，不应该过分实行预算紧缩，因为这会使经济受到削弱，并影响人们恢复信心。”事后，IMF也承认，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加重了这些国家在1998年的经济衰退。

“尽管危机国家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遭遇了巨大损失，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但是危机倒逼亚洲地区对症下药，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和经济金融改革。而经济韧性的强化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功顶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后续的缩减恐慌冲击。”

第一，对外部门经历了三大“纠错”。一是经常账户转向盈余。从2000年起，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一直处于经常账户盈余，而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虽偶有经常账户赤字，但程度也低于危机前的水平。二是外储大幅增加。危机后，亚洲国家和地区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危机五国的外储合计占全球储备的比重从2000年的3.7%上升到2021年的7.6%。如果算上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比重则更为惊人。三是外债期限错配趋于改善。亚洲新兴市场比较热衷于投资，非常容易积累资产端长期回本和负债端短期集中的期限错配。危机后，泰国、菲律宾、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短期外债占外储比重大幅改善，2020年分别为29%、13%、37%和33%；虽然马来西亚的期限错配问题有所恶化，但2016年的87%比重仍低于国际警戒线的100%。

第二，强化银行系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巴塞尔协议Ⅱ）最终条款通过，主要解决亚洲危机期间银行资本管理不够完善，无力应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冲击等问题。中国更是下大力气整顿银行业濒临技术性破产的问题。1997年底中国召开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1998年特别国债补充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央金融工委等一系列举措大大强化了中国国有银行体系。

第三，谨慎对待金融开放。危机后，新兴市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警惕性明显上升，适当的资本管制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国际清算银行2018年年报显示，新兴市场采用宏观审慎工具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显著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变化则发生在次贷危机后（BIS，2018）。连一向对资本账户开放持积极态度的IMF也开始转变立场，支持各国审慎渐进地资本账户开放，赞同采取宏观审慎管理措施（MPMs）和资本管制措施（CFMs）影响或管理跨境资本流动。

第四，汇率弹性显著上升。危机后，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继续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虽然马来西亚短暂回归固定汇率制度，但与中国同在2005年7月21日实行汇改，重回真正的有管理浮动。中国还在2015年8月11日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增加汇率弹性。根据IMF《2021年汇率安排和汇兑限制年报》，中国和菲律宾属于类爬行盯住，弹性高于新加坡的稳定安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属于浮动，仅次于自由浮动。汇率弹性增加，有助于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功能，避免升贬值压力和预期的积累。亚洲国家在次贷危机和削减恐慌中再没有出现货币危机。

第五，区域合作不断加强。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签署了旨在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其内容包括监测资本流动、监测区域经济、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和人员培训。2008年各国达成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并决定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2009年将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由800亿美元扩至1200亿美元，2012年进一步增至2400亿美元。2021年，CMIM特别修订生效，将与IMF贷款的脱钩比例从30%提高到40%，逐渐朝着符合亚洲特色的方向发展。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成立生效，标志着亚洲区域性的危机救援机制的正式建立，类似亚洲地区货币基金组织。

“尽管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元崩溃’不绝于耳，但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强大，反而是欧债危机导致欧元国际地位不断被美元蚕食。全球范围内，美元依旧是新兴市场的主要锚定货币，美国也仍是全球最终贷款人（LLR）。”

由于现行的全球化扎根于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始于美国的经济金融周期必然是全球性的。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但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从经济衰退到复苏期，美国以几乎零成本的美元从新兴市场购买资源和商品，大水漫灌导致美元贬值和全球通胀上升；从经济过热到下滑期，紧缩政策推动美元走强和全球金融条件收紧，一旦新兴市场国家陷入债务货币危机，再以强势美元收割金融资产和国民财富。新兴市场稍有不慎，出口赚的钱可能还不够危机赔的钱，一轮轮美元周期变化中后被反复“剪羊毛”“割韭菜”。

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加强对外部门的韧性，尤其是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提高自保能力。但也产生了两大副作用：一是成为美国“人质”的风险增加。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需要配置美元资产，向美国提供廉价融资，将部分国民积累的财富交给美国保管。这就得指望美国不能出现大危机，有时甚至需要主动提供帮助，不然美元大幅贬值将导致外储财富大幅缩水。二是经济结构扭曲。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普遍外向依赖，存在产能过剩（或投资过度）的问题。美国学者认为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过度储蓄，导致美国长期低利率（伯南克，2022）。实际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超前消费一定程度上“诱导”了亚洲国家经济结构扭曲，扩大对外贸易相关的产业，以此供养美国。而仅靠印钱享乐的美国能否重新捡起辛勤的劳作，提高储蓄过一过苦日子，值得商榷。

这一次“微笑美元”更为凶险。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美联储再次大放水，一个月降息至零区间，并实施无限量化宽松，半年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规模就接近过去三轮量化宽松（QE）的总购买量。美元最多较2020年3月份高点贬值近14个百分点。但与以往危机不同的是，此次危机期间出现了疫情多次反复、供应链产业链修复缓慢和俄乌冲突爆发等一系列供给端通胀压力。美国正在经历四十年未曾遇到的高通胀，可能还有“薪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风险。因而，美联储紧缩进程也是史无前例的，2022年3月份以来连续大幅加息，同时开启缩表（QT），美元指数快速升值至20多年来的高位。全球经济金融系统再次岌岌可危，国际机构不断下调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不少人士认为这次是美联储刻意制造危机，需要通缩力量来平衡高通胀压力。“较差”的新兴市场国家前期没有足够财政金融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无法像“富人俱乐部”那样大搞财政货币化。在经济复苏不足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又要面对强势美元的冲击，有苦难言。“较好”的新兴市场国家则更有底气应对美元的强弱切换。

 

 

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除了房地产泡沫、贸易持续赤字、资本项目过度无序开放、汇率制度缺乏弹性等重要原因外，还应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其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探索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20余年间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的诸多宏微观风险也在持续发酵。

房地产泡沫化是危机前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经济过热和货币过度投资导致一些国家的房屋供应量持续超过其实际有效需求量。1997年泰国曼谷住宅空置率和办公楼空置率分别达到26%和15%。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的大规模信贷投放也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快速滋生。房地产业泡沫的破裂使银行深受其害，这方面尤为严重的是泰国。泰国有近30%的国外贷款投放于当地房地产业，促使房地产业盲目发展，导致房地产业供大于求，一旦泡沫破灭，造成了银行呆账额激增。

经常项目持续大量赤字导致货币承受巨大贬值压力。20世纪70年代之后，泰国的经常项目几乎每年都是赤字。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约8.1%的比重，是十分罕见的。由于经常账户赤字是由储蓄率不断下降引起的，国际贷款机构就会慎重考虑继续为之提供融资所承担的风险，因为融资方未来的出口能力很可能会被进一步削弱。经常项目大量逆差必然导致外汇持续大量流出，国内外汇市场上对外汇的需求不断增大，本币贬值的压力逐渐积累。

资本项目无序开放带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持续增大。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与80年代初拉美国家不同，对外举债管理不严，本地证券市场准入管理较松。80年代初拉美国家金融危机主要是以金融机构债务形式出现，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引起的，短期资金尤其是那些购买股票、房地产的资金大量流入。而一旦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和股市大幅回撤，资本随即外逃，形成股汇双杀的局面。

短期外债过度流入积累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因素和投机因素。上世纪80年代后，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当局对外国资本敞开大门，对外大量举债，这为国际资本投机制造了契机。据国际金融协会提供的数据，1996年国际私人资本净流入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为1418亿美元，是国际私人资本流人量最高的地区，其比例远高于欧洲和拉美地区。又如韩国外债规模在1997年达到1617亿美元，其偿债率和负债率大大超过国际公认标准；其中短期外债为583.7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却不到300亿美元。通常短期外债是很不稳定的，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迅速回流。当东南亚房地产和股市大幅震荡时，短期外债则推波助澜或迅速出逃，推动本已脆弱的市场更加动荡。

汇率机制缺乏弹性持续积累了市场大幅动荡的能量。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实行了比较僵化的盯住汇率制，导致其汇率机制无法起到调节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的作用。比如泰国长期实行的有关政策刺激了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总体上是一个不断推高本币币值的过程，造成本币高估。当本币严重高估又无法相应调节时，则给国际投机者造成可乘之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汇率制度缺乏弹性也是货币金融危机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房地产泡沫、贸易持续赤字、资本项目过度无序开放、汇率制度缺乏弹性等重要原因外，还应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其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探索危机的形成原因。

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半工业化国家，是较为典型的以出口导向和引入外资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世纪70年代后，上述国家先后推行开放政策，即采取各类优惠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大力推进出口，另一方面则积极引进外资。市场的拓展和增量资金的流入刺激了社会总需求并扩大了投资，经济增长启动并稳定地高速增长。对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预期以及优惠的政策条件促使外国投资者踊跃向这一地区注入资金。80年代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持续引入大量外资，亚洲“四小龙”的外债通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直接投资也从发达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一地区。与此同时，高增长率的预期也刺激了国内银行体系扩大信贷并大量流入增速较快和赢利丰厚的房地产领域。于是，社会总需求日趋旺盛，旺盛的需求进一步刺激投入，从而形成一种惯性和循环：高增长—吸引外资和扩张国内信用—盲目投入—高增长，这一地区经济遂出现长期的高速增长与繁荣，即使在世界经济危机阶段也不例外。

国内银行体系的信用过度扩张和大量外资的流入导致了房地产过度发展，形成泡沫。随着房产滞销，价格下跌，银行呆账坏账逐渐增多。例如，在危机爆发时，泰国银行坏账占银行资产的12%，大大超过国际通行标准。由于外资持续流入以及实行盯住汇率制，本币被不适当地高估导致贸易常年赤字。外资大规模流入超过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吸收消化能力。在问题积累和风险陡增的情况下，当局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认为经济状况很不错，从而没有主动采取措施加以调整，致使问题和风险难以得到缓和或释放。而外国投资者则意识到这些风险和问题，遂对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信心产生动摇。此时，当局推行资本项目开放政策，短期资本流动规模迅速扩大，相当部分的外资开始撤出。随着盯住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国际投机者做空上述国家的货币，汇率大幅度动荡，其结果是股市暴跌和本币大幅度贬值。可见，经济过度外向发展导致问题和风险积累之后，当局在管理上盲目乐观，主动调整没有积极展开或没有成功地推进，强制调整就成为不可避免。

“曾经大规模实施引进外资政策的经济体，往往后来资本流出相关政策制度放松的需求更大，其结果是当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受到巨大伤害。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避免出现类似的灾难性后果。这就需要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推进在宏观上采取审慎的方针。”

认真研究和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走过的路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至少可以汲取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理性和审慎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对于高度开放的经济体而言，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在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的条件下，资本外流受到诸多限制，资本大规模迅速流出很难成为现实。而在资本和金融账户基本开放的条件下，情况却恰好相反。

国际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个十分符合逻辑的现象。当一个发展经济体快速发展同时政策走向开放时，国内对于资本的需求和高投资回报对境外资本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会推动资本流入该经济体并导致其相关管理政策和制度的放松。当这类经济体高速成长之后，很自然地又会产生资产配置多元化、分散风险和减轻过多资本流入压力的需求，继而又会推动资本流出相关管理政策和制度的放松。曾经大规模实施引进外资政策的经济体，往往后来资本流出相关政策制度放松的需求更大，其结果是当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受到巨大伤害。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避免出现类似的灾难性后果。这就需要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推进在宏观上采取审慎的方针。

与经常项目可兑换具有国际统一标准不同，资本账户可兑换只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如负面清单管理，取消境外收入强制调回要求和取消外汇交易的实需原则等。事实上，其中有的基本要求已经在中国初步实现。负面清单可根据国情来加以设计，与国际做法基本接轨。由此可见，实现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基本开放是有条件的。

实现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有必要秉承宏观审慎原则，即在宏观上构建管理和保障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平稳运行的体系和框架。其内容至少应包括：合理和稳妥地设计资本和金融账户基本开放的步骤和路径；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通过提高汇率灵活性来发挥调节资本流动的功能；构建稳健又有弹性的外债管理体系，为稳定资本流动创造良好的条件；保持境内市场流动性充裕并稳定，规避境内流动性波动对资本流动产生的负面影响；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体系，针对性地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以前瞻、透明地监测跨境资本流动。

实现资本和金融账户基本开放需要稳健的微观管理。未来有必要通过制度完善来保障资本和金融账户基本开放的平稳推进。合理设计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资本流出的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审慎放开金融账户中证券投资流出入的限制，长期保留一定程度的、有弹性的、可管控的机制。应有机协调资本管制和汇兑管制。在汇兑管制十分严格的条件下放开资本管制意义不大，而风险较大的就在于资本管制的放松。在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过程中，尤其应关注银行体系相关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因为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活动基本都通过银行来展开；商业银行相关制度和流程的针对性安排应当是金融机构宏微观审慎管理的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这也是部分亚洲和拉美国家金融危机得出的重要经验教训。

在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同时，应确保并加强市场干预能力，即当局应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有效应对市场发生的动荡。从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教训看，外汇储备的匮乏导致的市场干预能力不足也是资本寻机外逃的重要原因。中国自2005年汇改以来外汇储备总量迅速攀升，仍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拥有国。为保证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进程中当局拥有强大的市场干预能力，并给市场带来稳定的预期，未来中国仍应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同时合理地安排好资产结构和期限结构。

第二，推行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弹性的、市场化的汇率机制。汇率制度和政策的选择需要统筹考量、综合平衡。未来我国应继续在汇率基本稳定、资本流动平衡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寻找和选择利大于弊的格局。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还应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方向，不断增强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主动作用。政策调节和干预主要应起到在特定时期抑制追涨杀跌、投机套利等非理性和不规范行为，以积极引导市场，防止汇率长时期明显偏离经济基本面。

近年来，我国货币当局的常态化市场干预已基本退出，汇率市场化程度已得到大幅提升。考虑到外部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外汇市场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未来不应排斥所有形式的政策调节和干预。政策干预应努力驾驭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市场的基本因素，促进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弹性增加中保持基本稳定。尤其是应注意运用结构型和较为间接的工具，通过调节供求、成本和预期来有效影响汇率变动。

我国对外汇市场的调节和干预行为不应一味排斥，而应理性看待调节和干预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调节和干预是为了在逆向而动中获得某种竞争优势，比如，主动促进本国货币贬值，以扩大本国出口，那这种干预往往是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甚至会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但如果进行调节和干预是为了平稳市场，使得国际经济能在一个较好的市场环境中运行，这种调节和干预则无可非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汇率出现持续大幅度的波动并带来强烈的负面效应时，当局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对其进行干预。因为一国货币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尤其是重要国家的货币汇率，不仅影响本国经济，对国际经济也是一种扰动，作为货币当局有责任保持市场平稳运行。

当前，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持续大幅收紧，外汇市场上顺周期行为和“羊群效应”明显，人民币汇率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非理性市场预期抬头。在此重要时刻，采取措施调节汇率机制和市场供求关系，增加投机性交易成本是十分必要的。这些举措表明我们对于外汇市场波动的容忍是有底线的，向市场明确表达了政策导向。

第三，营造和保持良好的开放深化格局。对于那些通过各项政策刺激和推动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局不仅应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和汇率制度的变革抱有十分审慎的态度，而且还应在整个国民经济较为健康的条件下采取上述改革开放措施。因为在国内经济状况较好，增长状况、通胀率、财政收支、房地产市场、银行体系、国际收支和外债水平较为理想时，推出资本项目开放政策和变革汇率制度的风险相对较小，因为此时外资和内资通常会对国内经济增长通常较有信心。同时，要把握好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制度变革的力度和方式，以及每一项措施推出的时机。

在加快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要主动采取缓解存在问题和释放风险的政策措施。即应在认真梳理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础上，抓住存在的主要问题或可能出现的较大风险，认真主动地进行自我调节。例如缩小国际贸易逆差、合理控制短期外债规模、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改善银行资产质量、完善外汇市场管理体系、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和改善结构等，为下一步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减少潜在的风险。

 

 

潘宏胜  中证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危机过后25年以来，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且正在深刻调整，如何适应这一趋势深化国内结构性改革是各国政策制定者历久弥新的课题。”

亚洲金融危机已然过去25年，人们已总结了若干经验教训，如汇率高估、金融开放过快、过度依赖外部融资、国内金融体系脆弱、金融监管不力等。对亚洲经济体来说，这场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