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贸易结构与跨境资金流动

【内容摘要】：为厘清产业转移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机制，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本文在分析梳理相关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9年间115个经济体的1528个观测样本，对产业转移与跨境资金流动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机制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产业转移显著影响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产业转出时可能引发跨境资金流动。第二，上述影响程度依赖于所在经济体的贸易结构，在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或制造业占比高的经济体中，影响程度将明显降低。第三，制造业产业转移显著影响出口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服务业产业转移显著影响出口、进口和进出口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工业产业转移对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影响不显著。上述研究结论对完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产业转移 跨境资金流动 贸易结构 风险管理

一、引言

受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逆全球化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加速，对我国产业全球布局产生一定冲击。近年来，我国外商投资规模增速呈下滑趋势，部分日韩企业将产业转至东南亚，引发广泛关注（胡振华等，2019；黄郑亮，2019）。2010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增速总体放缓（见附图），其中2019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万余家，同比下降32.6%。由于中美经贸摩擦、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和综合成本上升，奥林帕斯、三星等日韩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向生产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加速。

产业转移对跨境资金流动存在显性和隐性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产业转移本身伴随着跨境资金流动，产业转入时外商直接投资（FDI）增加，产业转出时对外直接投资（ODI）或外商撤资增加；另一方面，产业转移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市场分工，影响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其中，后者的影响相对隐蔽，作用机制也不清晰，因而更值得研究关注。综上，本文通过梳理产业转移与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之间的理论关系，利用2000—2019年间115个经济体的样本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完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监管的政策建议。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利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产业转移和跨境资金流动等宏观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厘清了产业转移对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机制，为产业转移与跨境资金流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国际经验证据。二是引入贸易结构变量，为产业转移引发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同时为产业转移背景下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三是构建了产业转移背景下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监管机制，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对完善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管理措施、防范可能引发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梳理与研究假设

（一）产业转移与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

产业转移会通过投资和贸易影响跨境资金流动。产业转移的本质是资本流动（常卉颉和杨继国，2017），除了形成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外（许经勇，2009），还会对贸易项下资金流动产生影响。产业转移与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关系较明显，研究也较丰富，但与贸易项下资金流动的关系尚待厘清。

有学者认为，产业转移会促进国际贸易及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一是产业转移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苏汾（2018）认为，国际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促进我国出口规模，优化出口产业结构。付光新（2011）指出，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出口结构。庞鹤（2016）发现，产业转出同时冲击进口和出口，影响经常项目余额。刘海云和聂飞（2015）认为，我国顺梯度ODI引起初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我国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逆梯度ODI会提升国内制造业生产水平和增加出口。二是产业转移影响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流动。Markuson & Svensson（1985）指出，国际直接投资可增强产业承接国比较优势，促进两国间贸易量，加剧经常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波动性。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省分局课题组（2021）认为，传统制造业国际转移中，货物贸易收入会随产业转出流向承接国，带动经常项目承接国顺差与转出国逆差双增长。

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朱其堂和谭志雄（2010）认为，产业转移与进口贸易存在相关关系，但无显著因果关系。Zélity（2021）结合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四国实证分析发现，以FDI度量产业转移，产业转出会降低经常项目余额。

综上，已有研究尚未厘清产业转移与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机制，且研究视角局限于一国或少数国家，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因此，本文结合现有文献观点，提出“产业转移对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存在影响”在国际视角下同样成立。

假设1a：产业转移会促进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

假设1b：产业转移会抑制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

（二）产业转移可通过贸易结构影响跨境资金流动

产业转移会优化贸易结构。王国中和杜云鹏（2007）利用1992—2005年我国进出口数据，发现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外贸商品结构变化产生影响。余毅和万炼（2009）通过VAR模型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的关系，发现以直接投资度量的产业转移可以优化贸易结构。陈俊聪和黄繁华（2014）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会对母国出口产生优化效应，促进母国原材料、生产设备等产品出口和结构优化。刘薇和李冉（2018）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产生出口创造效应。刘海云和聂飞（2015）发现，顺梯度ODI将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输出，促使母国贸易结构升级，逆梯度ODI通过逆进口方式培育国内市场，带动国内贸易结构升级。王美玲（2017）认为，通过ODI实现国际间要素流动与重新组合，可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改善出口贸易结构。王荣艳（2010）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了东亚地区的服务贸易占比。

贸易结构优化会进一步促进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Egyir et al.（2020）发现，贸易结构优化会促进货物贸易收支顺差。Hill（1990）指出，外企具有从母公司进口中间产品资本品及劳务的倾向性，因而国际投资可增加投资国出口和东道国进口，扩大投资国经常项目顺差。蔡兴和刘子兰（2012）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来自其服务业占比提高的贸易结构，是美国实体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外部反映。

综上，贸易结构可能是产业转移对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影响的重要路径，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产业转移会通过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

（三）不同行业产业转移的异质性影响

不同行业的产业转移对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可能不同。郭元晞和常晓鸣（2010）认为，不同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时应甄别转移的类型，以推动承接产业和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因此不同经济体产业转移定位和目的存在差异，导致产业转移的结果也不相同。梁东黎（2019）认为，我国各行业在产业转移中表现出了差异，服务业转移占比较低，第二产业转移占比较高。杜江和夏誉芸（2020）认为，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的趋势和相对规模存在差异，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中表现的集聚程度显著高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因此，不同行业产业转移对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对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不同行业产业转移对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存在异质性影响。

三、实证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实证模型构建

为研究产业转移对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1）。

（1）

其中，Trade_it为第t年第i经济体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变量，Transfer_it-1为第t-1年第i个经济体产业转移变量，为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_it包含影响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经济金融及社会等层面的变量。Year_t和Country_i分别表示年份和国别。该模型关注的核心为变量Transfer_it-1的回归系数β₁。若β₁ > 0且显著，表明产业转移会显著增加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

（二）变量及数据

1.跨境资金流动

本文分别从出口（LogExport）、进口（LogImport）、进出口（LogTotalExp）和净出口（LogNetEXP）四个维度，使用自然对数值来衡量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流动。考虑到净出口存在负值，因此使用式（2）进行对数变换（下文取自然对数值方法与之相同）。

（2）

其中，sing(.)为符号函数，ln(.)为对数函数，abs(.)为绝对值函数。

同样，考虑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差异，本文还选取了货物贸易进出口（LogTotalGood）等8个变量来分别度量其跨境资金流动情况，所有变量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Data）。

2.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方式主要有中心-外围式、雁行模式、边际产业扩张式和按照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转移等（徐春华和吴易风，2015）。考虑到指标合理性及数据可得性，本文参照Zhao & Yin（2011）和郭晓华等（2018），从产业转移前后差异出发，依据产业在全球市场份额变动情况来度量产业转移（Transfer）变量，具体度量方法为某个经济体上一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高于世界均值的水平。产业转移大于0，表明全球产业向该经济体集聚；产业转移小于0，表明产业从该经济体流出。考虑到产业转移对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本文构建了产业转移替代变量（Transfer1），使用各经济体过去三年产业转移的均值水平进行衡量。

除上述方法外，在一些研究（张琴，2012；关爱萍和李娜，2013）中，还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来度量产业转移。为了得到更加稳健的结果，本文还构建了工业产业转移（ITransfer）、制造业产业转移（MTransfer）和服务业产业转移（STransfer）变量。同时，分别使用外商直接净投资（LogFDI）和对外直接净投资（LogODI）衡量资金层面的产业转移情况。

上述变量相关数据除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数据来自万得（Wind）外，其余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Data）。

3.贸易结构

本文主要选取长期贸易逆差（TradeDeficit）和高制造业产品贸易占比（HighManufacture）等变量度量贸易结构。长期贸易逆差（TradeDeficit）根据整个观测期间内该经济体是否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如果是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高制造业产品贸易占比（HighManufacture）根据制造业产品在贸易中占比是否高于样本总体的均值，如果该经济体制造业产品在贸易中占比高于样本的均值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中，长期贸易逆差（TradeDeficit）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Data），高制造业产品贸易占比（HighManufacture）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UNCTADstat）。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方面，本文主要参考Debasish（2016）、Mandelman & Waddle（2020）、Halil et al.（2021）和朱廷珺（2009），综合考虑宏观经济金融和其他方面因素进行选取。

宏观经济方面，随着经济基本面向好，会促进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其中，经济增速（GDPgrowth）变量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表示。经济规模（LogGDP）变量采用GDP自然对数值表示。通货膨胀率（Inflation）变量采用通货膨胀率表示。资本形成率（CapitalForm）变量采用资本形成率表示。

宏观金融方面，宽松的金融环境为贸易产品生产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包装、运输等环节经济活动的开展。其中，汇率变动（DeltaEX）变量采用年度美元兑本币的官方汇率的变化值表示。广义货币量（BroadMoney）变量采用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广义货币增长（MoneyGrowth）变量采用广义货币年度增长率表示。

其他方面控制变量如下：一是关税（Tariff）变量，采用所有产品关税的加权平均水平来表示。二是劳动力人数（LogLabor）变量，采用劳动力人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表示。三是社会治理变量，选取政治稳定性（PolitSta）、政府效能（GovEffe）和反腐力度（CorrCont）等进行度量。其中，政治稳定性（PolitSta）数值越大表示政治越稳定，政府效能（GovEffe）数值越大表示政府效能越高，反腐力度（CorrCont）数值越大表示反腐力度越大。关税（Tariff）、劳动力人数（LogLabor）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政治稳定性（PolitSta）、政府效能（GovEffe）和反腐力度（CorrCont）数据来自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WGI）。

本文共选取2000年至2019年间115个经济体1528个观测样本（见附表）。所有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首先，从产业转移（Transfer）变量看，样本经济体产业转移分化明显，部分经济体表现出产业转出，部分经济体产业长期维持转入态势。此外，样本经济体在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各行业的产业转移差异也较大。其次，从净出口（LogNetEXP）变量来看，样本经济体贸易项下总体呈现逆差态势，53.9%的经济体长期贸易逆差。分项目看，货物贸易项下逆差较服务贸易项下逆差更大。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产业转移显著影响出口、进口和进出口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第1列结果显示，产业转移变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出口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然对数值将增加0.013个单位（0.419×0.032）。第2列结果表明，产业转移变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进口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然对数值约增加0.011个单位（0.341×0.032）。第3列结果显示，产业转移变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进出口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然对数值约增加0.015个单位（0.4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