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黄达：一位教书先生的金融教研人生

“一个时代的终结”“巨星陨落”“金融巨匠、学界宗师”，似乎在中国金融学界，任何华丽的修辞来形容黄达先生都不为过。但是，当听到黄达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不忘为医护人员定制锦旗，即便他最终也没能等到这面锦旗时，任何宏大叙事都抵不过直抵人心的真实。这就是真实的黄达先生。

十几年前，笔者在编撰《黄达传略》时，曾草拟副标题“一个教书匠的金融人生”。先生看后批注道：“‘金融人生’，对银行家、操盘手、农村普惠金融工作者等等可能更适宜。我不是‘金融人生’，而是金融教学研究的人生。”“是不时自我欣慰，觉得能够捕捉到幸福感的教书先生。”《黄达传略》最终出版并没有使用副标题，却为今日撰写此文时尽可能准确表达先生心志提供了参考。著名经济学家、杰出教育家、新中国金融学奠基人，而在他心里，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个教书先生而已。甚至从先生去世前几日最后哼唱给家人的一首民国时期的小调里，也隐约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教书先生的执著，并不限于此生。

先生生于1925年的天津，1946年考入华北联合大学，后历经华北大学和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钟于斯，老于斯”，从未离开。“一提起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我走上讲台，讲授货币银行学，人们都赞许我相伴这门课程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程。到2010年，‘很长’有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度量单位：一个甲子。于是自己也觉得这的确是很长很长的了。好像，我的一生就是作为一名导游，了解、欣赏、介绍并全身心地参与装点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先生曾在《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一书中如是写道。其实，何止他钟爱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驻守一生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一方美丽的校园也始终是先生的牵挂。

上世纪50年代，编写有“中国味道”的教材是那个时期金融学人共同的心声。在经过“土法上马”成为一名金融学教书先生后，先生好像只是抱着总要编出好教材给同学看的朴素想法，开始了一生不曾停歇的旅程。1957年，先生主持编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金融学教材。多年后，先生把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与80年代中期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90年代的《货币银行学》、新世纪的《金融学》一起，并称为自己留且仅留的“四部教材”，实现了中国教师“在中国大学讲台讲中国金融故事”的愿望。如果有机会仔细品读这四部教材，就会发现它们竟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著作的生命周期与经济的改革周期遥相呼应，淡雅的文墨与鲜活的理论相得益彰，先前的实践探索与后期的思想升华一脉相承。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代的金融学经典教材，无法估量有多少人从一行行朴实、深刻而又自成一体的文字中，认识了黄达先生，领略了金融学的魅力，最终走上了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道路。

先生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在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货币、信用及银行论述的本意基础上，充分联系中国实际，并力求用比较易于理解的形式写成文章。然而，时代与知识的局限，难免使一个土生土长的金融学“初学者”有时候“搞反了方向”，得出日后看来“不成立的论断”，甚至写成“全然是呓语”的文章。对此，先生从不讳言，在日后出版的个人文集解题中一一点出。事实上，先生坦荡、严谨、求实的学术风骨与人格魅力早已掩盖了时代的尴尬。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先生开始逐步将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信贷收支平衡的“三平”理论纳入货币银行学分析（后又引入外汇收支平衡，拓展为“四平”理论），写就有关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货币流通、通货膨胀、信贷差额等方面的多篇力作，直到1984年出版集大成之作《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下称《导论》）。“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这本书是自己倾注心血的成果，敝帚自珍，特别钟爱。记得看到过徐悲鸿的一幅画马，他的自题词是：‘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千古没之加。’好像这最能点透自己对这本书的情感。”虽然无法体会彼时先生内心复杂的情感，但是也能隐约感受到先生矢志攀登学术巅峰的喜悦和宽慰。《导论》将诸如通货膨胀、信用膨胀、财政收支等问题纳入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框架当中，并为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证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系统。这本书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提炼”出货币信用的一般规律，抽象出简单的理论模型，并将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一步步推向实际。《导论》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的一个颇为中国式的财政金融理论著作，对任何分析和推导所做出的论断，均以在中国曾经发生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