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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能源矿产供应链安全问题探析

来源:《中国外汇》2023年第6期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世界能源结构正在向非化石能源转型,新能源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当前,我国的新能源产业除了满足国内绿色转型发展的需要,还为世界绿色转型提供了新动能。2022年,我国企业光伏和风电设备出口分别占世界销售总量的70%和60%,“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占世界销售总量的40%,这些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为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新能源上游所需的原材料锂、钴、镍、石墨、稀土等在传统工业处于辅助性地位的资源,在光伏面板、风电发力涡轮、动力电池、储能设备等新能源细分领域占据关键主导地位。如今,新能源矿产成为我国海外投资的热门领域,亦引起各国关注。鉴于新能源矿产的特征和战略重要性,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与能源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要坚持立足国内、补齐短板、多元保障、强化储备,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对我国而言,除了开发利用国内资源,还须通过丰富进口渠道和加大对外上游资源品的投资力度,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保障新能源产业链安全。

我国新能源矿产供应链现状

我国新能源矿产全产业链布局初具雏形

随着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产业快速发展,以动力电池产业链为核心的新能源矿产行业开发渗透全产业链。动力电池产业链可分为上游矿产资源、中游矿产冶炼及电池材料制造、下游电池生产和应用三大环节。新能源矿产的投资者涵盖了电池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呈现出全产业链“找矿”的局面。上游企业以洛阳钼业、寒锐钴业为代表,虽然最初开发的有色金属品类各异,但近年来纷纷把业务重点聚焦到新能源矿产上游;中游是以赣锋锂业、天齐锂业等为代表的企业,其以矿产加工起家,为改变与上游垄断矿企议价的被动局面,十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矿产资源收购;下游是以宁德时代、比亚迪为代表的下游电池厂商,也不再满足与上游签署长单保供应,而是自身进军上游矿产资源环节。

目前,多家企业正在利用能源转型契机,在战略上重新整合上下游资源,致力于打通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并向产业链高端迈进。例如,盛屯矿业集团将打通新能源产业链作为发展战略,通过上控资源、下拓材料形成上下游合力,积极发展海外投资,在材料端与其他企业开展合作,布局下游三元材料,最终进入动力电池领域。

新能源矿产供给相对集中

虽然我国矿产资源门类齐全,但是新能源矿产资源较为短缺,且品质不够高,我国的新能源矿产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挑战。

一是新能源矿产资源全球储量有限、生产高度集中,存在地区性不平衡。从储备看,新能源矿产资源生产和加工主要聚集在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少数国家。公开资料显示,以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为中心的南美“锂三角”地区占全球锂储量的76%,印尼、菲律宾和俄罗斯三国镍资源产量占全球的50%以上,刚果(金)的钴资源产量占全球的70%。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40年全球锂、镍、石墨、钴、稀土的需求量将分别增长至2020年的43倍、41倍、25倍、21倍、15倍;2030年我国风电、光伏、储能等产业对铜、镍、铬、钼、锌、硅等的需求量将增至2020年底的3—4倍。

二是新能源矿产供应链自身具有脆弱性,进一步加剧了其供需的结构性失衡。首先,新能源矿产具有地缘政治属性。矿产资源是影响国家安全与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的要素,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威胁着能源供应链的安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各区域性大国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争夺潜藏在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美国与澳大利亚、刚果(金)等10个国家组成矿业生产大联盟,突出全球资源治理的“圈子化”。我国90%以上的新能源矿产运输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南海运输通道抵达国内,一旦有突发因素阻断运输通道,将导致矿产品供应链受阻或断裂。其次,新能源矿产具有金融属性。资本博弈、经济基本面、市场情绪等因素均会影响其价格,尤其是在期货市场,小幅的供应扰动也可能带来大幅的价格波动。如2022年年初伦敦金属交易所期货镍矿价格经过先暴涨后暴跌的“过山车”式行情,市场停摆与极端价格冲击全球镍市场。

我国新能源矿产供应链海外延伸的特征

随着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上游锂、镍、钴、硅等矿产资源的开发与供应越来越受到我国企业的重视。为确保新能源产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不少企业纷纷将新能源矿产供应链延伸向海外。目前,我国新能源矿产海外布局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一是民营企业抱团出海,成为新能源矿产海外投资的先锋。近年来,华友钴业、格林美、中伟股份、亿纬锂能等电池产业链中游企业纷纷进入印尼市场,与青山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冶炼厂,使用青山集团的镍矿资源生产高冰镍等电池上游原材料。民营企业一方面敏锐地把握了行业发展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其资金、信用资源和风控能力与扩张速度、规模和节奏不完全匹配,项目风险管控能力需要加强。

二是企业出海的商业模式具有投建营一体化的特征。在印尼青山和印尼德龙工业园内,我国企业纷纷投资镍合金矿冶炼项目,带动工程—采购—建设(EPC)和中国先进装备、劳务出口。这类项目涉及资金规模大,设备、劳务出口环节和投资项目整体具有很强的联动性,但同时也对投资人管理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投资国别集中度高,国别风险高企。由于新能源矿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新能源矿产业务曾出现过由于项目投资目的地集中而导致的国别风险集中度短期急剧上升的情况。例如,在2017前后,企业赴刚果(金)集中投资铜钴矿,2020年前后大规模印尼红土镍矿项目集中投保,而且部分资源型国家政治局势堪忧和投资政策的不稳定也不断干扰投资项目的经营安全。

我国新能源矿产海外布局潜在风险分析

新能源矿产行业具有特殊的资源禀赋、金融属性、地缘政治等特征,决定了我国必须高度关注新能源矿产行业产业链安全问题。当前,我国新能源矿产海外布局尤需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风险。

一是东道国政策变动风险。在新能源矿业领域,矿业开发特许权是关注政策变动的最主要原因,在矿业勘探开发和冶炼领域,矿源的稳定性、充足性直接影响项目的预期收益,矿料短缺还会造成下游生产成本上升。新能源矿产具有稀缺性,东道国政府可能基于资源强国战略或战略资源保护的考虑,限制新能源矿产出口。如印尼政府,考虑能源矿业是该国的支柱产业,政府为完善本土镍产业链,并逐步提升本国的新能源产业化水平,分别于2009年、2012年、2014年、2021年出台了限制镍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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