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的演进及影响
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一直是受市场关注的阶段性热点。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宏观调控更加倚重财政工具，动用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刺激经济。美国财长耶伦用“现代供给侧经济学（MSSE）”描述拜登的经济政策，并表示美国应该采用一种与现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以避免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反复出现问题。2023年1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此后，美国财政部宣布进入“债务发行暂停期”，使用财政部一般账户（TGA）余额并采取非常规措施来维持政府的开支，直至新的债务上限达成。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就本轮美国政府债务上限上调展开谈判，但双方一直僵持不下，至5月底才达成初步协议。当地时间5月31日至6月1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投票通过债务上限法案。此次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风险暂时告一段落，但仍需关注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的长期影响。
美国债务上限制度的发展演进
美国债务上限制度，在一战和二战后逐渐成型，是美国国会以立法形式确立联邦政府债务最高限额的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政府的每次发债都须得到国会批准。一战爆发后，逐笔审批程序难以保证政府支出的灵活度，美国国会于1917年通过了《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授予政府一揽子借款权限，首次提出债务上限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防开支迅速膨胀，美国国会于1939年通过了《公共债务法案》，此后多次更改债务上限金额，标志着美国债务上限制度成型。20世纪70年代，因政府债务多次升至法定债务上限，债务增长过快的问题引起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财政从克林顿时期的盈余转为赤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耗资巨大，金融危机后税收加速收缩，债务上限上调频率加快。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经济与政策组合要求更高频次调整债务上限。2019年8月，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国会达成协议，暂停债务上限至2021年7月。其间新冠疫情暴发，美国政府大额发放疫情纾困补贴并实施了激进的刺激计划，政府财政支出大幅上升。在债务上限暂停的两年时间中，美国政府债务从2019年的22.7万亿美元大幅上升至30万亿美元。2021年12月，美国国会同意上调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至31.4万亿美元，但要求政府增强财政纪律，避免财政透支。当前，拜登施政严重倚重财政工具，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推行MSSE，大举增加财政支出和税收优惠。截至2023年初，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再次超过债务上限水平，面临上调上限的压力，债务上限制度与美国财政形势的不匹配日渐凸显（见图1、图2）。
随着美国财政失衡加重，提高债务上限逐渐与政府财政预算法案相互捆绑（见附表）。程序上看，首先，由美国财政部长提出提高债务上限的请求，通常附加削减政府预算的措施。其次，美国国会两院分别对新的债务上限水平进行讨论、审议、起草法案并投票表决。最后，新的债务上限经多数议员通过，法案由美国总统签署后生效，财政部可继续完成正常的支出计划。近些年来，美国两党激进派别崛起，在选民基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政策路线等方面日益泾渭分明，传统上基于政策妥协的党际平衡越发难以为继。两党常以债务上限为赌注，以政府关门为要挟，展开政策的博弈，上调程序经常被拖至最后一刻。例如：2011年、2013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要求削减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2023年4月，众议院通过了《限制、节约、增长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减少福利与减税措施，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的选票，这一法案后被拜登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