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2年通货紧缩趋势的成因、应对及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曾经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通货紧缩趋势，不过当时对于这一论断，多位专家持有不同看法。笔者拟回顾当时国内通缩趋势的表象、成因和政策应对思路，以期从中获得启示。

1998—2002年中国物价走势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当时中国是否出现通货紧缩存在多种看法，少数人认为中国没有出现通货紧缩，另外有人认为仅出现通缩压力或者轻度通缩，也有人认为中国出现重度通缩。

各方对通货紧缩的看法不同源于定义差异。经济学界主要存在三种定义：“单一要素论”认为通货紧缩是指价格水平普遍、持续下降；“两要素论”认为通货紧缩包括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三要素论”则认为通货紧缩应该包括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刘树成，《通货紧缩:既不能估计不足亦不可估计过重》，《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23-30）。

无论是否承认通货紧缩，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出现价格水平持续下行是客观事实。中国零售价格指数（R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先后自1997年10月和1998年2月开始转为负增长；2000年物价下行压力有所缓解，CPI同比增速转正，但2001年再次转为负增长。1997年10月—2003年9月，RPI有68个月同比负增长；1998年2月—2002年12月，CPI有39个月同比负增长（见图1）。1998和1999年，中国GDP平减指数连续两年为负，分别下降0.9%和1.3%，也显示当时国内出现了较为广泛的物价下行压力。后来，官方将这段历史称为通货紧缩趋势（曾培炎，《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扩大内需必须加大力度》，1999年1月4日；韩文秀，《通货紧缩演变为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分析——当前通货紧缩趋势的前景》，《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41-45，104）。

1998—2002年通货紧缩趋势的成因分析

前期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严重过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兴起一轮空前的投资热潮。1992年、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44%、62%，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117%、165%，CPI增速也从1992年的6.4%飙升至14.7%，1994年进一步升至24.1%，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政府自1993年中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实施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但前期大量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对产品价格带来较大下行压力（见图2）。1999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之一是，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大多数工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结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

银行信贷收紧导致总需求增长放缓。由于国有企业在市场份额中占据绝大多数，国有资本以国有企业形式追求产权收益的过程中，存在投资事前效率损失、事后费用最大化的问题。其结果是，有关个人来自国有企业的收入高速增长，而国有资本净利润率很低，国有企业必须依赖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导致后者积累的不良资产规模快速增长（易纲、林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45-60）。政府自1995年开始强调控制银行坏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严格推行商业化贷款标准的决心。受此影响，银行贷款增速在1996年高达44%后快速回落，1998年之后基本稳定在20%下方（见图3）。大量效益低下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而被迫关停，同时国企改革、减员增效，国企下岗人员增加，1998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减少了1986万人，1999—2002年平均每年减少474万人。工人实际和预期收入减少，带动总需求增长放缓、价格下行，价格下行又进一步推高真实利率，加大企业融资压力。

经济转轨叠加外部冲击，加重需求疲弱态势。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转轨进程加快，政府推出了教育、住房和医疗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且相关商品和服务价格大幅上涨改变了居民消费的预算约束。在流动性约束条件下，居民储蓄动机强化，现期消费减少（赵扬，《通货紧缩:一个来自经济转轨的解释》，《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51-56）。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全球经济带来较大冲击。同时，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进一步加大出口下行压力。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金额基本为持续负增长（见图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由1997年的4.0%分别降至1998年、1999年的0.5%、-0.7%。而且，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在亚洲货币普遍走软的情况下，具有通过本国物价下行维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即出口竞争力）的通缩效应。1998—2002年，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累计上涨5.3%，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下跌了6.4%。

供需因素相互作用，形成“通货紧缩螺旋”。价格是供需关系的反映。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螺旋”是上述供需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前期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导致价格下跌、真实利率上行，企业效益和融资能力下降，银行坏账规模增加，严监管要求导致银行被迫收缩信贷，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投资和消费需求放缓，价格继续下跌、真实利率上行，企业效益和融资情况进一步恶化。当时，银行“惜贷”、企业“慎贷”并存。摆脱通缩趋势既需要宏观政策支持总需求扩张，更需要从微观机制入手提升企业效益。

1998—2002年针对通货紧缩趋势的应对措施

及时采取扩内需政策。1993年开始，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内通胀迅速走高。中国政府实施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于1995、1996年逐步将通胀从两位数降到了个位数（见图1），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为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坚持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被写入了“九五”计划。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外经济形势明显恶化。1998年初十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199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居民住房建设和汽车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财政货币政策也逐步转向扩张性。随着住宅商品化时代开启，住宅完成投资额和销售额快速增长，1998—2002年分别平均增长28%、29%。同期，在汽车消费贷款政策支持下，汽车销售年均增长17%。1999—200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