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缩三问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5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2%，环比下降0.2%；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4.6%，环比下降0.9%。2023年4月以来，连续两个月出现CPI同比小幅上涨而PPI同比持续下降，引发了社会对于通货紧缩（下称“通缩”）的讨论。现在就断言中国陷入通缩还为时尚早，人民银行和统计局强调当前我国经济没有出现通缩有其合理性。人民银行在《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指出，“中长期看，我国经济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条件合理适度，居民预期稳定，不存在长期通缩或通胀的基础。”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通缩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话题，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其后还出现过几轮探讨。然而，当代人对通缩的认识远不如对通货膨胀（下称“通胀”）来的记忆深刻。何谓通缩？值得从基本概念出发，在理论溯源和历史实践中回顾其来龙去脉、演化发展，进而温故知新。

通缩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通缩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吗？曾经是。2004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理解低通胀和通缩”。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伯德等人提交了一篇题为《历史中的通缩》的研究报告，回顾了19世纪以来的通缩历史。主要结论是：二次世界大战前（尤其是19世纪）通缩与通胀交替出现，是一种普遍的全球经济现象。二次大战后，通胀逐渐取代通缩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现象。但通缩压力并没有完全消退（Michael Bordo Andrew Filardo，Deflation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BIS Working Papers，No.186，2005，1）。迈克尔·伯德曾警告，“有理由相信通缩将成为更为普遍的现象”。需要强调的是，迈克尔·伯德所谓的通缩并非指类似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通缩。因此，如何界定通缩是关键。

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对于通缩概念的讨论很多（谢平等，1999；刘树成，1999；范从来，1999；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共识之一是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通缩的定义大致分为单要素、两要素和三要素这三类。所谓单要素定义的通缩，是指物价水平普遍的、持续的下降（刘树成，《通货紧缩：既不能估计不足，亦不可估计过重》，《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23）。刘树成指出，这是国外经济学教科书和一些权威的经济学辞典采用的定义，比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92）的《经济学》、斯蒂格利茨（1997）的《经济学》和《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谓两要素定义的通缩，是指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这是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所谓三要素定义的通缩，是指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美国经济学家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下称“CCER宏观组”）是该主张的代表。其中，尤以CCER宏观组的阐述最有代表性。1999年，CCER宏观组出版了《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论文集，并专门组织了一场“关于通缩与反通缩”的研讨会（参见《关于通货紧缩定义、成因与对策的几种不同意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宏观政策调整和坚持市场取向”研讨会综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1999016）。就是在这场研讨会上，易纲教授作为CCER宏观组代表做了主题发言，从逻辑演绎及历史实证的角度将三要素定义概括为“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现在让笔者试着从通缩的这三个定义入手，带领读者去理解通缩现象。

若按照三要素定义通缩，那么通缩在近五十年时间里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这是迈克尔·伯德比较19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后得出的结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在迈克尔·伯德论文的通缩案例只有日本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通缩、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符合迈克尔·伯德关于“坏”的通缩定义——不仅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出现下降，同时还伴随着经济衰退（迈克尔·伯德在2005年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伴随经济衰退的通缩相对罕见，严重的通缩发生在大萧条时期）。真正意义上“恶”的通缩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所以称之为“恶”，大概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范围最广，是全球性的而非局部地区的通缩；二是冲击最强，产出降幅远大于价格和工资的下降（迈克尔·伯德，2005）；三是出现通缩的恶性循环，“物价下降—产出下降”之间形成了某种正反馈机制。这是“恶”的通缩要害之所在。如果以上述三点作为标尺，那么日本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通缩只能称之为“坏”，还够不上“恶”。

若按照单要素定义通缩，那么通缩在近五十年时间里并不罕见。根据《关于通货紧缩定义、成因与对策的几种不同意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宏观政策调整和坚持市场取向”研讨会综述》，在1999年CCER宏观组组织的研讨会上，易纲教授就指出，“对主要国家200年的数据进行检验，通货紧缩都体现为‘两个特征、一个伴随’。1926—1928年美国的物价持续下降，但货币供应量上升，没有人称它是通货紧缩。1865—1895年美国的物价也持续下降：以1865年的物价为100，到1895年仅71.6，差不多以每年1%的水平持续下降了30年，然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经济处于黄金时代，因而人们一般并不将其看作是通货紧缩。”（参见《关于通货紧缩定义、成因与对策的几种不同意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宏观政策调整和坚持市场取向”研讨会综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1999016，2）迈克尔·伯德指出，这一时期的物价下降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结果，应该称之为“好”的通缩。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有不少，例如，1921—1929年“咆哮的二十年代”出现的通缩就伴随着汽车、电话、冰箱、收音机等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崛起（迈克尔·伯德，2005，11）。除此之外，另一种类型的“好”通缩与经济周期有关。在反通胀（Disinflation）过程中,货币政策紧缩抑制总需求过热，有可能引发物价下行逼近甚至转成通缩。

综合所述，不同的通缩定义为我们对通缩现象进行类型学分类提供了重要的判别依据。单要素概念对应的是广义的通缩，它定义了通缩的全集，其中既包含“好”的，也包含“坏”的和“恶”的；三要素概念对应的是狭义的通缩，它定义了“坏”的和“恶”的通缩范畴，也是当代通缩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对象。

通缩是一种单纯的货币现象吗？

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货膨胀无时无处不是一种货币现象”。有人修改为“通货紧缩无时无处不是一种货币现象”（吉尔伯特·乔伊，1999；迈克尔·伯德，2005）。如果能准确理解弗里德曼的这句名言，就能对通缩是一种单纯的货币现象给出合理的答案。

如果答案为是，那就是把通缩当作一种货币现象的“果”来看待。通缩是通胀的对立面，是一段时期内（比如持续6个月以上）物价持续下降的货币现象。这是通缩作为货币现象的外在特征——凡是物价出现的下降都属于通缩。因此，如果是从“果”的角度来讨论问题，那么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有异议。然而这只是语义学上的同义反复，缺少清晰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并不是弗里德曼那句名言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如果从“因”的角度重新思考“通缩是一种单纯的货币现象吗”，显然答案就会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通缩的两要素和三要素定义其实就能映射对通缩成因的不同认识。

两要素定义的通缩提供了货币主义学派对通缩成因的认识。当年，弗里德曼拒绝把通缩看成一个难题，他认为“通货紧缩是世界上最容易避免的事情，只要印刷更多的钞票就可以了”（吉尔伯特·乔伊，《通货紧缩的威胁与对策》，《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31）。弗里德曼的潜台词是，通缩这种货币现象的“果”是货币供应量下降这种货币现象的“因”导致的。既然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那么克服通缩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因此，从货币主义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