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在印度投资面临的问题与应对

2023年6月，上汽集团印度MG公司在股权出让过程中被印方刻意压价的新闻引发国内广泛关注，上汽集团随后对这一消息做出了澄清说明。7月，比亚迪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建厂的计划在政府审查阶段以安全为由被拒的消息再次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印度政府在拒绝比亚迪的同时，正在有条件邀请特斯拉在印度建厂。这也标志着，汽车行业成为继手机应用、移动通讯智能设备后，印度政府对中国投资采取限制性措施的又一重要领域。那么，该如何理解中企在印度投资面临的问题？面对困境，中企又该如何应对？

从莫迪经济学说起

长期以来，印度的营商环境因其复杂的行政管理体系被广为诟病，这种情况在莫迪执政后得到了一定改善。2014年印度大选期间，莫迪团队打出了“最小化政府，最大化治理”的口号。2015年莫迪政府率先制定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审查政策，放松外商投资国防、电信、港口、边境电力、民用航空等项目的限制。2016年又放宽了外资在诸多领域持股比例的限制。2017年5月，莫迪政府又撤消了过去20多年一直掌管外资审批的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FIPB），通过成立外国投资便利门户（FIF），此后5年时间（2017—2022年），印度处理了853项外国直接投资提案，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39%。

2020年，印度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DB）报告中的排名从2015年的第142位直线窜升至第63位，是全球范围内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经济体之一。莫迪也在公开场合骄傲地表示，在他任内，印度政府废除了2000项过时法律，令印度在世界银行年度营商环境的排名在5年内提升了79位。

此外，2014年9月，印度发布了“印度制造”计划，吸引外国投资、促进制造业发展并提高国家竞争力。同年，印度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国际资本押注的下一个热门。印度在2015年又提出了“数字印度”运动，这使具有广阔市场、旺盛消费力和巨大人口规模的印度一度被视为国际资本必须抢占的蓝海。

现实是，国际精英和印度精英共同编织的上述每一条利好均蕴含巨大的风险。一是增长问题。印度的经济在曼莫汉·辛格后期增长已开始放缓，这是莫迪能够凭借“古吉拉特模式”成功赢得印度大选的重要背景。莫迪执政后，印度经济在经历了三年连续高速增长后于2018年再次疲软。影子银行暴雷暴露了印度过度依赖金融和建筑业的弊端，新冠疫情是压垮印度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开始前，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依靠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路径已难以为继。还有分析者指出，印度经济在2020—2022年间的大幅增长是第一波疫情浪潮后的“死猫反弹”。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印度已不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资本市场对印度经济走势的判断直接体现在对印度直接投资上。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2023年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23》，2022年共有超过493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印度，较2021年同比增长10%，虽然扭转了2020—2021年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下降趋势，但仍未达到2020年前的水平。就存量来看，2022年外资对印度投资总额为5100亿美元，较2021年下降了0.7%，是2018年后首次下降；印度对外投资存量则持续走高，达到2220亿美元。印度对外投资的增长和国际资本的流出一定程度反映了投资者对印度市场的信心有所减弱。

二是消费问题。2018年印度经济泡沫破灭使大量建筑从业者被迫转型。就业机会缺乏致使数亿印度人要么在农业中不充分就业，要么在城市中拿着微薄的收入却面临环境和健康风险。社会能提供的高品质就业岗位不足，致使印度真正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规模最多在5000—7000万人；“高净值”消费群体的规模略高于1000万人。近10年来，印度工薪、中产阶层私人消费规模停滞不前印证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此外，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印度政府在机场、公路、铁路上的投资规模占本财年预算的11%，然而基础设施投资并未带动国内投资，更多印度投资者将目光投至海外。印度资本家将这一选择归咎于国内需求不足。

三是人口问题。2023年印度人口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根据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测算，印度有充足的适龄劳动力。然而，资源错配令制造业占比偏低，这导致印度缺乏能够吸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和将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的机会。同时，由于在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投入较低，印度在需求较少、门槛较高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也面临与东亚国家的激烈竞争。民众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缺乏、种姓制度和性别歧视等负面因素，使谈论印度“人口红利”为时尚早。

四是垄断问题。过度金融化导致社会财富大规模向上积累，官僚资本主义再次回归。印度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维拉尔·阿查里亚（Viral Acharya）近期指出：过去10年，印度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集中度不断提高。印度五大商业集团（信实集团、塔塔集团、比尔拉集团、阿达尼集团和巴蒂电信集团）通过收购在多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就业和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五大商业集团日益集中的市场份额使得他们能够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提高定价而非增加销量来积累财富。裙带资本主义令外国投资者不得不与这些具有强大政府关系的印度公司合作，以求在印度市场上生存、经营，有时还需面对政府因政治斗争需要操纵税务机关选择性执法所带来的灾难。印度国内政治风险对外国投资者风险更大。

五是政策问题。印度主要依据《外汇管理法》（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Act，FEMA-20）和商务部发布更新的《2020年外商直接投资综合政策通知》（Consolidated FDI Policy Circular of 2020）管理外资。高昂的关税和花样繁多的税务名目、庞大且复杂的劳动法体系、各类随意性强的临时性措施和政策反复是所有外资在印度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比如，汽车关税取决于发动机大小和车辆尺寸，超过4米且排量1.5升的汽车要加征50%的附加税（1.2升的汽车则只需要28%）；同时，所有在印度的外资企业都面临向海外母公司支付专利费和品牌费的额度限制，在印度汽车行业这一限制原来为2%，后改为5%。印度政府处罚小米公司的依据之一即质疑小米向海外母公司支付外汇和向高通公司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合法性。值得指出的是，法律模糊、时效不明、执行严苛的营商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令印度的商人因为微不足道的问题而入狱。一旦陷入诉讼，往往耗时数年，代价惨重，沃达丰和凯恩能源被溯及以往、多年维权无门是印度强势执法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莫迪政府吸引外资的方式还高度依赖他个人的外交努力。例如，莫迪利用他与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