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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与人民币国际化

来源:《中国外汇》2023年第19期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投资联系不断紧密。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加速,双方在贸易与产业链上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南亚经贸联系的紧密,既体现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加深,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向东南亚的产业转移。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将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东南亚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与东盟双边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持续上升,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在2020年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并在2021年和2022年保持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2年中国与东盟之间进出口金额达6.52万亿元。

中国与东盟同处的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程度在近年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在许多领域的一体化水平已经和欧盟较为接近。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21年末发布的《亚太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指数》报告,亚太区域的一体化程度在贸易投资领域有较大提升。在贸易领域,以区域内贸易占比作为衡量指标,亚太地区的区内出口和进口占比分别为59.0%和65.9%,仅略低于欧盟的64.9%和67.7%,高于北美的46.7%和31.9%,也高于其他区域。在直接投资领域,以区内直接投资占比作为衡量指标,亚太地区区内直接投资占比为52%,略低于欧盟的54%,显著高于北美在内的其他区域。

东盟国家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潜在投资目的地。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最新发布的《中国全球投资指数2023》报告,对中国投资者最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前十名中,东盟国家占据五席,其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分列前三位,泰国和越南排第五和第六位。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包括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具备优势的人口结构和财富结构、充足和多样化的自然与战略资源、相近的文化、价值链上的紧密关联等。根据商务部《202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相关数据,2021年,中国流向亚洲的投资为1291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1.6%,对东盟10国的投资197.3亿美元,占对亚洲投资的15.4%,如果剔除对中国香港的投资,中国对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占对亚洲投资的73%。2021年直接投资前三大目的国分别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前三大行业分别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对投资者吸引力的视角出发,中国与东盟未来在经贸层面的关系还将进一步紧密。

互补和产业转移特征并存

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紧密的背后,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双方经贸关系的紧密会否带来产业加速转移,这一问题在中美经贸摩擦、乌克兰危机、产业链碎片化等背景下更为凸显。事实上,这一问题可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紧密的背后反映出双方的互补性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加强、出口的上升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产业转移的部分。

总体来看,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互补性在东盟不同国家表现不同。从主要东盟国家的情况来看: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其作为商业和金融的枢纽,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较好的支持作用,无论是在当地开展业务,还是以新加坡作为基地开展东南亚业务,新加坡都是很好的选择;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互补性主要体现为印尼的关键矿产、相对较大的经济体量、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以内需为导向的广阔国内市场;马来西亚、泰国是传统东盟制造业发展较领先的国家,越南则是新兴制造业国家,他们在价值链上下游上与中国的互补性较强。

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竞争关系。东盟和中国在出口产品上存在较大的同质性,在第三方市场上呈现竞争关系。例如,以2020年美国进口的前十大逆差产品(2位码)来看,逆差产品主要集中于各类机器设备和机械产品以及服装、鞋类、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也主要是中国和东盟对美出口的关键顺差产品。此外,在大国博弈背景之下,东盟的战略地位也上升,各主要国家均加大力度在东盟开展经济战略部署。

笔者此前曾对中美经贸摩擦时期中国对越南的出口进行分析,以中越情形来看,二者既具有竞争性也具有互补性。越南作为中国出口目的国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目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韩国,但它与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并不相同。从竞争视角来看,中美经贸摩擦的直接冲击和产业链加速转移是中国对越南出口加速的原因,但是产业转移早于中美经贸摩擦开始时间,且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主要反映中国自身产业转型升级特征以及越南在国际贸易分工和参与国际贸易规则中所处的有利地位。从互补视角来看,中国向越南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使得中越间在国际分工上的关系更为紧密,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是带来中间品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传统出口目的国中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价值链国家有所不同,前者是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为主导的价值链构建,而后者则以日韩企业在华投资为主导构建。根据笔者的测算,2019年中美经贸摩擦期间,互补效应虽然仍是中越贸易的基础,但中越竞争效应所引致的合计出口规模在所有出口中占比过半。

产业转移与货币国际化

产业转移对一国货币国际化有何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机遇和挑战两个视角展开。

从机遇来看,如果产业转移是有序的,也就是基于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基于各国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对低端的产业向外转移对应的是一国向价值链的上端攀升,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增强。这种有序转移可被视为一国实现的产业升级。从微观机制来看,这意味着企业作为贸易主体的议价能力提升——这种能力也将同时反映在贸易品的计价和支付的货币选择上,从而带来一国货币国际化潜力的提升。更进一步讲,货币网络是贸易网络的映射,产业升级将带来一国在全球分工网络中节点重要性的增强,从而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更加强势的地位,继而带来货币国际地位的提升。

从挑战来看,如果产业转移是无序的,或是超出现有发展阶段的加速转移——例如来自于政策冲击,或是对一国经济前景的不看好,那么产业转移将带来一国贸易竞争力的下降,甚至产业空心化。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转移显然对货币国际化不利。此外,还需要关注另一种挑战。即使产业升级顺利,经济体已经处于价值链的上端,最终需求的缺失也还是会使一国的货币国际化存在上限、遇到瓶颈,构成对货币国际化的挑战。日元国际化后期遇到的问题就部分与此相关。日本虽然在东亚地区的“雁阵模式”中居于上端,但东亚产业链仍主要围绕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建立,而日本本国因为市场规模有限,并不能成为价值链需求端的主要驱动力,最终需求并非以日元计价,从而制约了日元国际化的潜力。还需要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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