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中之得：日本20年的修复、布局与重生
1992—2011年，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经济增速长期低迷，逐步陷入通货紧缩。尽管如此，日本国民生活水平仍然稳步提高，国际收支、日元币值和金融体系始终维持相对稳定。在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日本构建起了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充裕储蓄，并通过积极的全球投资布局，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国际投资收益来源。在信息革命和“超级全球化”的浪潮下，日本大力推动国内产业转型与升级、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贸易，逐渐形成了以日本为总部，东南亚国家为工厂的亚洲制造中心，最终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再造与重生。
“失去的20年”中的失与得
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2007年，日本总人口达峰后下降；2013年，“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开启日本再通胀之路。
日本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藤隆敏将1992—2012年的经济历程，称为经济“日本化”的过程。他归纳“日本化”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产出缺口长期为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长期低于潜在GDP增速；二是名义利率为零，且自然利率低于零；三是持续的通货紧缩。
20年“日本化”的叙事，经过新闻媒体、政治演说的传播和放大，以“失去的20年”的标签广为人知。然而，“失去的20年”中日本经济在重压之下展现出的强劲韧性和适应能力，却较少被研究者提及。20年间，日本国民生活水平并未显著下滑，国际收支、日元币值和金融体系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经济结构朝着多元化和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
总量上，1992—2011年的20年间，日本名义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平均增速高达3.2%,与-0.2%的名义GDP平均增速形成巨大反差。日本的全球投资布局收益贡献反哺国内市场，不仅有效增加了国民收入，还起到了弥补储蓄缺口、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作用。
结构上，日本20年间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业中，机械制造业对GDP增速的贡献在1992—2011年间提高了0.23个百分点；低端制造业的份额持续减少，其中造纸业的产出占比由1992年的0.74%下降至2011年的0.51%。
国际收支上，除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少数年份外，外资对日本股债的投资均保持较大规模的稳定流入，日元的日均交易量在此期间一直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元和欧元。日本的资产吸引力和日元的国际信用并未在20年中出现实质性改变。
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是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资产泡沫破灭和老龄化加剧的双重夹击下，逐步恢复并最终回到增长轨道，失中有得。世界幸福感数据库研究显示，日本国民生活幸福感平均指数（Mean Life Satisfaction）在1992—2011年一直维持在5.9至6.6之间，仍处于与德、法等国相似的水平。
日本如何“失而复得”
“资产负债表衰退”常被引述为日本经济20年间陷入通缩的主要原因。但就彼时的日本而言，在可预见的老龄化高峰即将到来之际，经济的长期矛盾是国内劳动力不足引起的生产能力不足，与超高抚养比带来的消费需求大幅增加之间的矛盾。因此日本政府没有受到短期的需求不足和储蓄过剩的迷惑，并没有选择以大规模的财政扩张进行无效的公共品投资刺激经济，实为明智之举。
日本的家庭和企业在资产泡沫破灭后的主动缩减开支，减少负债的行为，也在客观上构建起了应对老龄化危机的强大金融储备，而日本在“超级全球化”进程中将这些储蓄开展面向全球市场的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事后看来是利用这些储蓄的最佳方式。日本当时并非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国内资本开支，而是应对老龄化所要求的资本开支必然是劳动替代型，而非劳动互补型。劳动替代型投资会减少而非增加就业岗位，这样的资本投入由政府来做显然不如由私人部门来做更有效率。日本政府在财政政策上的保守稳健，反而促成了私人部门在自动化方面的主动研发投入，以及在全球低劳动成本的市场积极开展产业布局。这是辜朝明的经济分析框架中被忽视的盲区。
泡沫破裂后，积极修复资产负债表
企业将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债务最小化的行为，不应理解为一种“衰退”，而是泡沫破灭后的修复行为。从长远来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使得家庭和企业改善其财务稳定性，进而增强对未来经济冲击的韧性。
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由泡沫前10年年均净增长24.7万亿日元大幅减少至泡沫后10年的年均净增长16.3万亿日元；非金融企业的财务平衡占GDP比例也由泡沫破灭前10年的年均赤字0.9%，大幅逆转至泡沫后10年年均盈余0.1%。企业的行为通过就业市场影响到家庭的预期，日本居民部门同样通过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的方式修复资产负债表。1992—2001年消费支出年均增长2.0%，较泡沫破裂前10年4.3%的平均增速大幅下行；家庭的负债也由泡沫前10年年均净增长6.9万亿日元快速下行至泡沫后10年的年均净增长0.5万亿日元。
通过降低金融杠杆，日本私人部门的现金和存款加速增长。1992年之前的10年，年均增长规模为23.4万亿日元；而此后的10年，这一数字提升至29.6万亿日元。强大的金融储备为日本后续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支出、获得持续投资收入奠定了坚实基础。
老龄化社会到来，主动布局全球投资
2007年，日本总人口到达拐点，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已超过21%，标志着日本步入了超老龄社会。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供应的紧张，日本最低工资增速由2003—2007年年均0.7%大幅跃升至2008—2012年的年均1.7%。在本国劳动成本提升的背景下，日本将资产负债表修复获得的大量储蓄，以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两种方式，主动布局全球市场，重塑全球供应链。
宏观上讲，随着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日本在国际收支中的收入构成也在悄然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持续保持经常账户盈余但其构成逐渐改变。具体而言，在2000年后，日本经常账户中的贸易顺差逐渐缩小，但投资收益顺差逐渐扩大，后者取代前者成为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保持稳定的主要支持项目。日本实现了从贸易型国家向投资型国家的转变。
微观上讲，日本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利差交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时机得当，收益丰厚。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即日本总人口到达拐点之前的20年，正值全球高收益率时期。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利率普遍高于日本国内，日本抓住了这样有利的高收益环境。2001年日本央行采取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后，日本与全球市场的利差进一步扩大，以日元融资的套息交易成为全球宏观交易主流模式，日本的国内储蓄获得了稳定的配置方向。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在日美贸易摩擦之后，寻找到了一条以跨国公司收入代替出口收入的新发展道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1992年的341.38亿美元迅速增至1999年的675.02亿美元，投资额在7年内翻了一番。
日本重塑全球产业链地位
日本的制造业竞争力在《广场协议》之后大幅减损，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初仅是生产成本的考虑。但泡沫经济破灭后，以模块化为特点的“温特制”生产组织形式，开始全面取代以集约化为特点的“丰田制”，日本意识到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趋势已不可避免，企业的全球投资布局不仅是为了维持合理的利润，也是融入“超级全球化”潮流的必然选择。20年间，日本以企业并购和绿地投资的方式在全球设立生产基地，同时升级本国产业，以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供应形成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有效协作。
历史证明，日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联系并未弱化，反而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崛起，亚太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20年间，日本积极打造中间品生产能力，主导亚太地区供应链贸易，强化与中国、东南亚地区间的投资与合作，构建了以日本为总部的“亚洲工厂”。日本国内经济长期增长乏力，但日本的跨国公司从全球投资中获得的利润，成为日本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日元国际信用的重要保障。
跨国公司利润对出口收入的替代
日美贸易摩擦后，为了绕开美国的贸易限制，日本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