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成功转型
主持人
高占军 《中国外汇》（英文版）执行主编，曾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嘉宾
杨伟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逐步恢复，总体向好，但内生动力还不强，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在此形势下，如何增强动力、赋能实体经济，克服新的困难和挑战？进一步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那么，该如何评估和判断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转型的特定阶段？在此特定阶段制订政策时，究竟应坚持怎样的方向和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就上述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外汇》（英文版）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先生。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复苏路径
高占军：欢迎您参加本期的高端访谈，我们从宏观经济形势说起。2023年我国经济表现可谓一波三折：一季度经济恢复较好，二季度出现放缓态势，但自8月开始又回升向好。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您对今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运行如何评估？对未来宏观经济的复苏路径，又有何判断？
杨伟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5.2%，四季度仍将保持三季度恢复向好的势头，全年增长将超过5%。前期出台的一些政策正在落实当中，有些已经见效。
虽然经济在逐渐转暖，但基础还不牢固。所以，尽管经济有所恢复，但这一次并不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那样呈现大幅地线性回升，而是如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从今年前10个月的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一季度经济恢复较好，二季度出现放缓态势，但8月开始又回升向好。
总的来讲，这一轮经济恢复不是过去那样典型的V型复苏。新冠疫情虽然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但它只是一个加速器，由于经济自身的机理，导致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迅速地反弹。
从长远看，我国经济仍然会总体好转、长期向好，因为供给能力是充裕的，只要有需求，是不愁增长的。同过去相比，我国经济发展将降低对房地产、金融的依赖，保持制造业比重的基本稳定。我国将着力推动创新发展，加强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推进制造业的补链强链，使我国的制造能力更完备、更强大、更安全。至于增长曲线的形状，我认为可能整体会是比较平缓的，有些年份可能会低一点，有些年份可能会高一点，季度之间也会有些起伏。
增强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
高占军：您曾多次指出，我国经济目前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不足，而增强企业和消费者内生动力，既是经济重回常态、根本好转的关键，也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今年二季度以来，国内需求不足和市场信心偏弱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就是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依然疲弱的体现？
杨伟民：4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指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强，这一判断对现在依然适用，揭示了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问题和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动力不强。究竟是谁的动力不强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微观主体，也就是企业作为生产者，投资和生产动力不强，企业生产面临价格下跌、利润下降；消费者的消费动力不强。
企业动力不强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际环境深刻变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持续演进，与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时期相比，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二是新冠疫情影响，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三是经济治理的时机、力度和效果方面存在工作上的偏差。早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我所说的也是这个问题，也就是政策出台的时机对不对、力度怎么样、效果方面有没有考虑到一些行业政策对其他行业和整体经济的影响。
消费者消费动力不强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在需求侧的一个短板，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政策来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虽然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但数据分析显示，主要是政府消费占比的提高掩盖了居民消费占比的下降。换句话说，虽然总消费支出提高了，但主要是由政府消费的提高拉动，居民消费所占比重是下降的。2001—2020年，在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比重提高了4.5%，居民消费比重相应下降了4.5%。二是新冠疫情冲击。三年新冠疫情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居民消费能力，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或者说收入受损。三是居民消费最近10年来更多向房地产倾斜。我做过相关分析，2020年，房地产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14%左右，排在居民消费的第一位，并且最近10年这一占比持续提高。居民更多用来买房子、还房贷，这也会影响居民对其他领域的消费增长。四是我们长期存在一些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比如我们有生产大国、制造大国的目标和相应的政策，但没有生活大国、消费大国这样的目标和政策，导致我们的居民消费长期滞后于生产能力的扩张，生产能力只能通过出口得到释放。
这种情况下，出口一旦受损，经济循环就会受阻。现在经济遇到的问题之一也是因为我国工业生产40%左右的需求依然依靠外需，在国际形势不好、国际市场需求收缩，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工业必然减速。工业品的出路问题，需要在长期通过改变需求结构予以解决。未来如果仍然有40%的工业品依赖出口，我国可能仍将面临只要国际市场有风吹草动，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的局面。
民营经济发展的症结及应对
高占军：增强企业内生动力，首先要增强民营经济内生动力。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今年7月中央出台了31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举措（以下简称“31条”）。目前一些相关部门已积极落实，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9月设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近期联合提出了支持民营经济的25条具体举措（以下简称“金融25条”）。您如何评估这些措施对稳定民营经济预期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您常讲理论和法治是民营经济发展更加长久的定心丸，对此，能否详细阐述一下？
杨伟民：今年7月发布的“31条”回答了新形势下民营经济关心、关切、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很详细，也很有针对性，是非常及时、重要和必要的。
现在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把“31条”深入地落实下去。因为民营经济在我国主要经济指标中的占比都在50%以上，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部分主体如果预期不好，经济自然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下一步，最为重要的就是各部门各地区怎么抓“31条”的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是非常重要的，是落实中央“31条”的具体举措。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行业性的，但更多的是综合性的，也有很多新问题是现有行业和监管部门没有遇到过、没有先例的，因此设立这样一个民营经济发展局，对于民营企业解决一些综合性的、具有普遍性的政策性问题和困难，是非常有帮助的，至少能把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归纳起来，有利于采取综合性、长期性的措施来稳定民营经济预期，解决民营企业的实际困难。
“金融25条”也是落实中央“31条”的具体举措，非常重要和必要。这些金融举措有利于持续加大信贷资源投入，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利于深化债券市场体系建设，畅通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渠道；有利于更好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扩大优质民营企业股权融资规模；有利于加大外汇便利化政策和服务供给，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引进来”。
从长远来看，除了“31条”，我们还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加强理论建设。“31条”提到了要加强理论研究，但是没有具体展开。我认为理论研究主要是要加强对于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经济制度当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要从理论上将这三点进一步阐释清楚。二是加强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因此，政策调整包括监管都要依法。只有这样做，才能从长远角度稳定民营经济的预期。
总之，理论和法治是民营经济发展更加长久的定心丸。理论上要进一步阐明民营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多种所有制、按要素分配、共同富裕等内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条款；进一步明晰民营经济准入范围；进一步完善政商关系制度，减轻政府工作人员及公职人员服务民营经济的心理压力。
此外，增强企业内生动力还要增强平台企业内生动力，使这些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引领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等方面起带头、带动作用；增强房地产业的内生动力，加快推进住房制度及相关的土地、税收、金融、公积金、租赁、租售同权等改革。
扩大消费应采取的措施
高占军：需求不足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的关键所在，而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又是居民消费不足，所以增强消费者的内生动力至关重要。依您看，应该如何扩大消费呢？
杨伟民：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领供给。需求不足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居民消费都是需求端影响增长的主要因素。政府消费的扩大有利于改善公共服务，但民生改善的主体是居民的私人消费。
造成居民消费疲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且逐步下降；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偏低，等等。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和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例如，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等。
扩大居民消费，需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实施不同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收入受损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