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欧银行危机看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2023年3月至5月，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瑞士信贷、第一共和银行相继破产或被收购，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也促使各方面深入思考，如何做才能避免危机发生，如何做才能快速化解危机。本轮危机的触发原因与以往有所不同，但在监管缺失、宏观政策冲击、内部管理不当等问题上，仍然“押着重复的韵脚”。危机发生后，美欧监管部门快速介入，通过存款保险机构接管、流动性支持、并购承接等手段稳定市场信心，及时遏制风险蔓延趋势。通过分析美欧银行危机的防范和应对，可以充分借鉴经验教训，保持对风险的敬畏，做好充足的准备，更好推动我国金融强国建设。
美欧风险防范存在诸多不足
美国执政党更迭难以保障监管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回顾美国金融监管历史，共和党更倡导金融自由化，而民主党更主张加强金融监管，两党交替执政，金融监管沦为利益集团和政党进行交易和博弈的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出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监管。2016年共和党人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其在金融监管方面提出的竞选主张是胜选的重要因素之一。2018年，特朗普签署《经济增长、放松监管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认定门槛从总资产500亿美元大幅提高至2500亿美元，放松了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压力测试要求，资产规模在1000至2500亿美元的银行压力测试由每年一次改为每两年一次，使得包括硅谷银行在内的中型银行的风险未能得到及时识别预警。
美国对中小银行的监管流于形式
美国监管既在“有法可依”上出了问题，也未能做到“执法必严”。一是监管规则上，根据资产规模等因素，将银行划分为五类实行差别化监管。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均属于第四类银行，适用较宽松的监管标准，不受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和补充杠杆率的约束，可供出售类债券浮亏不计入资本。二是监管执行上，强调“共识驱动和积累监管支持证据”，执法力度不够，解决问题迟缓。美联储在2021—2022年期间，发现硅谷银行存在一系列问题，但只是给予“需要注意的事项（MRA）”或“需要立即注意的事项（MRIA）”等警告，没有采取调降评级、非公共执法行动（签订谅解备忘录）、公共执法行动（罚款、禁止支付股息、要求增加资本）等强化措施。
宏观调控政策低估了对金融稳定的冲击
历次金融危机基本上都与不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关联。美欧央行“过山车”般的货币政策对银行资产负债两端产生了巨大冲击，给金融机构留出的调整时间过短，银行自身也未充分对冲风险。2020年美联储大幅放松货币政策，造成银行存款显著增长，带动资产快速扩张。如硅谷银行总资产从2019年末的710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末的2118亿美元，增长接近2倍。美欧通货膨胀高企，美联储、欧央行分别于2022年3月、7月开启快速加息周期，但利率对银行权益的冲击未引起监管部门足够重视。2022年末美国银行业可供出售和持有至到期债券未实现亏损达到6204亿美元，相当于银行业所有者权益的28%，但是宏观审慎监管对加息造成的银行系统性压力缺乏预判和应对预案。
银行风险管理、激励机制和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一是未能管控好基本的流动性和利率风险。以硅谷银行为例，董事会和高管层未有效识别商业模式高度集中、过度依赖未受保存款的风险，在利率上升后，对加息周期产生误判，为追求投资回报，逆势拉长债券投资久期，未进行利率风险对冲安排。二是薪酬机制不合理，缺乏追责机制。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问题银行的薪酬设计主要挂钩短期利润指标，较少考虑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因素。如硅谷银行首席执行官贝克尔2022年的总薪酬是991万美元，其中882万美元是与短期经营业绩挂钩的现金、股票、期权奖励。由于缺乏追责问责机制，硅谷银行破产后，贝克尔公开表示拒绝退还任何薪酬。三是内部控制体系长期存在漏洞。瑞士信贷存在“风险让步于业务”的文化，风控机制缺失、管理漏洞频出，连续遭遇大额损失、监管处罚和舆情风险。自2012年以来，瑞士信贷累计被各国监管机构大规模调查6次以上，罚款超过70亿美元。尤其是2021年，瑞士信贷陷入格林希尔（Greensill）公司、先行者（Archegos）基金等事件，累计损失超80亿美元，显著影响经营效益和可持续经营能力。同时，瑞士信贷的客户大量流失，2022年客户存款同比下降四成。
美欧快速应对遏制了风险蔓延
拥有较完备的危机应对处置框架
美欧主要经济体经过多轮危机的洗礼，已建立起比较成熟的金融风险处置制度和程序。以美国为例，一是建立分类处置机制。对银行控股公司和系统重要性非银机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建立有序清算机制及配套有序清算基金；对存款保险投保机构，《联邦存款保险法》规定监管机构应任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问题机构接管人，赋予FDIC充分的风险处置裁决权和行使权。二是明确处置原则。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建立了快速纠正、保费条款以及处置成本最小化三项制度，FDIC可在收购承接、清算赔付、过桥银行等方式中选择处置成本最小的方案。如要突破成本最小原则，需要在严格的限定条件下，按明确的程序启用“系统性风险例外（SRE）”条款。三是丰富救助工具。除了存款保险基金外，历史上美联储为应对危机曾推出一系列紧急流动性支持工具，如期限拍卖工具、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短期证券借贷工具等，财政部创设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用于金融机构注资、购买及担保问题资产。
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核心目标
在救助过程中，监管机构往往面临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两难选择，本次美欧银行危机均将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首选。从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案例可以看到，由于不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开始的处置程序是“处置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化处理，FDIC在25万美元的存款保险限额内保障受保存款，其他未受保存款随着未来资产出售会得到赔付。但短短2天内，美国监管机构根据同类银行的头寸变化、存款流失状况等形势，判断标准化解决方案会导致金融体系产生负面连锁反应，于是及时按程序启用了SRE条款，将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按系统性风险进行处置，并对全部存款提供全额保障。事后来看，对潜在系统性风险的前瞻判断和快速认定，有效避免了恐慌情绪蔓延到其他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