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化”的全球实践与经验启示

2023年12月10日，哈维尔·米莱宣布就职阿根廷新一任总统，称将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带领阿根廷走出泥潭。米莱在总统竞选阶段曾提出“废除本币、全面使用美元”的激进纲领，引起广泛讨论。发展中国家实施“美元化”并非首次。1999年1月，时任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废除本国货币、全面使用美元的方案。1999年7月，8个中美洲国家的财政部部长也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美元化”的利弊得失。以下笔者将对过去几十年间代表性国家“美元化”的实践进行回顾，并总结其经验与启示。

“美元化”的表现与动因

针对“美元化”的具体内涵，学界在本世纪初期就有过充分讨论。在广义概念上，“美元化”指的是美元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狭义概念上，“美元化”作为一种过程，指的是美元在美国境外的货币金融活动中，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均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政策，指的是主权国家政府让美元逐步取代自己的货币并最终自动放弃货币或金融主权的行动。从深度与广度的角度看，“过程美元化”又可根据其在储蓄、定价、交易上的不同侧重点做进一步区分。世界银行从货币的不同职能出发，从三个侧面来定义“美元化”：“资产美元化”，即用美元替代本币行使货币的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等功能；“债务美元化”，即指一国国内银行或政府拥有大量美元债务；“完全美元化”，即一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以美元作为法偿货币。

在经济分析中，“政策美元化”受到更多关注，这也是本世纪初学界讨论的主要焦点。原因在于其是主权国家政府的自主选择，虽然也是对市场活动、经济压力采取的应对措施，但研究者能基于政府是理性人的假设而对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从而评估政策制定的优劣。当本国货币面临信任危机、通货膨胀或其他经济危机时，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寻找相对稳定和可信赖的外国货币来代替本币，以确保资产价值稳定和便利交易。如果把“美元化”程度用光谱进行区分，那么对某一经济体而言，色谱的一端为美元完全不起作用，而另一端为彻底“美元化”，即完全放弃本币。通常情况下两个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均较小，大多数国家的政策一般位于光谱两端之间，并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美元化”的实践

从过去几十年的国际经验看，实行“美元化”的经济体可归纳为三类。一是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人口规模都过小的袖珍经济体，这类经济体发行、管理本币的成本较高，因此使用在国际层面受到广泛接受的货币是一种经济选择，而货币权力本身并不重要。此类经济体如梵蒂冈、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等。二是某些国家海外属地或者曾经殖民地的经济体，这类经济体与曾经的宗主国之间存在较强政治经济依赖关系，大多没有自己的货币或货币替代的程度较高。此类经济体如美属萨摩亚、关岛等，他们有的并无独立的国家主权。三是遭遇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脆弱经济体。此类经济体在经历严重通货膨胀、本币大幅贬值甚至政局动荡后，政府和本币丧失公信力，“美元化”既是一种危机救济措施，也是政府恢复经济秩序和稳定局势的选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类经济体。此类经济体的“美元化”是在压力之下做出的暂时性安排，因此在经济环境改善后，将会调整“美元化”的实施力度。

衡量“美元化”程度指标有二种，一是美元存款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用以衡量美元资产对本币资产的替代程度；二是流通领域中的美元持有量占流通货币总量的比重，用以衡量美元对本币的替代程度。由于资产替代的重要性更大，学界认为若一经济体美元存款占M2的比重高于30%，则可被称为“高度美元化”经济体；若经济体美元存款占M2的比重位于10%—30%之间，则该可被称为“中度美元化”经济体；若比例小于10%，则不能称之为实施“美元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实施“美元化”经济体的数量有所下降。2018—2022年，“高度美元化”经济体的数量从55个下降到46个，而非“美元化”经济体的数量从68个上升至99个（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非国家经济体也计算在内）。然而，一旦某经济体实施“高度美元化”之后，在流通与储蓄领域调整计价货币也并非灵活顺畅，调整的摩擦成本叠加经济环境的再次恶化使“美元化”呈现出一种反复过程。

以土耳其、津巴布韦、老挝为例，可一窥转型经济体实施“美元化”的历史进程。受金融自由化改革与外汇管制变化影响，土耳其“美元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速，美元成为土耳其重要的外币存款，最高峰时美元存款超过M2的60%，这使得土耳其成为“高度美元化”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资本大量流向转型经济体，土耳其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土耳其在2002—2005年期间实现了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盈余的目标，在2004年更是进行了加强央行独立性的经济改革。改革举措与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提升了国内国际投资者对土耳其里拉的信心，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接近1.2比1。为此，土耳其央行宣布“逆转货币替代”政策，政府也努力消除国内金融市场中的价格扭曲以促进本币交易，“去美元化”尝试也在此阶段达到高峰，“美元化”程度从2002年的60%下降至2006年的3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土耳其利用全球降息窗口借进大量外债，导致其对宏观环境恶化的承压能力降低。随后土耳其接连遭遇欧债危机、国内政变、美国制裁、新冠疫情等冲击，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经济金融风险逐渐累积，土耳其里拉也经历大幅贬值与波动。作为货币替代的首选，用美元进行交易与计价再次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到2020年底土耳其“美元化”比例又回升至接近60%。

津巴布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美元化”进程，主要由其国内不稳定因素直接导致。由于国内土地改革与国际制裁的影响，津巴布韦从2000年开始出现严重经济下滑，2002年资本净流出3.47亿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津巴布韦成为严重依赖粮食进口和国际援助的国家，津巴布韦元兑美元汇率大幅波动，货币超发以及物价飞涨等货币乱象频出。因此，2008年9月津巴布韦政府通过一项特别计划，允许一部分零售业使用外币结算。2009年4月至2019年5月的10年间，津巴布韦宣布美元、欧元、英镑、兰特和普拉的流通合法化，其中以美元的流通最为广泛，约占全部货币量的80%。这标志着在过程与政策层面都出现了以美元为主要对象的货币替代，津巴布韦的货币主权几乎消解。2019年6月，津巴布韦恢复发行本国货币即第五套津巴布韦元，同时宣布禁止外币以及于2016年发行的与美元等值的债权货币在国内市场的流通，开始尝试“去美元化”。至2019年12月31日，银行存款中外币占比降至37%。然而，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津巴布韦再次出现严重的物品短缺与通货膨胀，民众对津巴布韦元的信任不断下滑。面对货币市场的混乱，2020年3月津巴布韦当局修订《外汇管制条例》，重新允许民众在交易中使用外币，这被解读为津巴布韦回归“再美元化”。

老挝的“美元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此时战争频发、经济政治极不稳定促使美元在老挝的价值贮存与市场交易中成为主要货币。20世纪80年代末期，老挝启动市场化改革，其中放松对银行部门的管制、外汇制度自由化以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为美元在老挝的进一步流通创造了条件。之后因为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混乱，美元更是成为市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