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关税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研究

【内容摘要】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先行完成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提出“碳关税”政策构想，意图通过对高碳产品进口征税减少碳泄露现象。鉴于我国目前所处的碳减排阶段和全球贸易地位，发达经济体实施碳关税可能导致我国贸易成本上升、出口动能减弱，利用外资下降，进而影响我国国际收支总体格局。本文从分析近40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特点出发，在厘清碳关税影响国际收支传导渠道基础上，采用GTAP模型等实证方法，以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税为例，模拟测算在不同情景下碳关税对我国进出口、FDI以及国际收支的冲击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碳关税将导致我国经常账户、非储备性质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双降”，整体国际收支顺差收窄但影响有限。（2）碳关税实施初期严苛的政策环境将带动相关产业链“重塑”：纳管行业进出口差额下降，而纳管行业产业链下游行业可能出现产能转移并受到正向溢出效应。（3）碳关税的影响程度与实施时间、碳价水平、核算范围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核算范围是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

【关键词】碳关税 国际收支 核算范围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工业化程度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开始推动全球碳减排。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明确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确保生态系统免受破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并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经济体应率先开展量化减排，发展中经济体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积极推动减排。因各经济体推动碳减排的政策强度和标准不一，一些高碳产业会从碳排放约束强的国家（主要是发达经济体）通过跨境直接投资等渠道转移至碳排放约束弱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经济体），产成品再通过贸易渠道输送回发达经济体，从而引发碳泄漏¹ 风险，导致全球碳减排目标难以实现。为此，先行采取气候政策的欧美等国家提出“碳关税”政策构想，通过增加高碳产品进口关税来减少碳泄漏现象。

我国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和全球货物贸易重要出口国，对欧盟、美国的初级产品出口规模占比较大，而我国碳减排技术和标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欧美国家实施碳关税可能导致我国贸易成本上升、出口增长动能减弱，相关产业（尤其是外向型高碳产业）利用外资下降，甚至引起产业链外迁，进而影响我国国际收支总体格局。在此背景下，前瞻性研究碳关税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做好政策应对，对于防范外部冲击风险、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碳关税的概念及征收目的。碳关税是指主权国家或地区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如目前欧盟推行的“碳边境调节税”。碳关税征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碳泄漏，促进全球碳减排目标实现。Böhringer（2015）基于气候政策博弈理论，通过研究证实实施碳关税能使碳泄漏减少2%—12%。而实践中，碳关税是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设置的贸易壁垒（侯升平，2019），一方面，通过抬高进口产品关税成本来保护自身传统产业竞争力（Timmer，2015）；另一方面，有利于发达国家抢占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刘斌，2021），并利用绿色产业巩固其世界经济领导地位（马丽华，2019）。

各经济体对碳关税的态度。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征收碳关税持肯定态度，认为碳关税是合理的气候调节政策（Ismer和Neuhoff，2007）。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持反对态度，认为碳关税是以气候问题为名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与世界贸易组织（WTO）非歧视和公平贸易原则冲突（魏纪林和刘国龙，2013），也与《京都议定书》中确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不符（姜明，2018）。

碳关税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影响。一是导致我国产品出口成本增加，企业核心竞争力下降，对征收国出口大幅萎缩。中金研究院（2021）测算发现，欧盟实施碳关税将导致我国对欧盟出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出口成本增加2.5%—5%，我国对欧盟出口规模降低11%。二是碳排放强度和贸易依赖度双高的行业出口降幅较大。北京绿色创新发展中心（2021）研究了碳关税对石油、化工、钢铁、机械设备、金属制品、造纸等行业的影响，如按10—30美元/吨碳价征税对应出口降幅在1.76%—24.09%。三是碳关税倒逼高碳企业革新，助推我国外贸转型升级。陈程（2022）认为，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会促使高碳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助推我国低碳产业链形成，实现外贸结构的转型升级。

碳关税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一是我国碳排放量与FDI呈明显正相关。郭沛和张曙霄（2013）研究证实，我国碳排放量随着FDI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而碳排放量增长反过来也吸引FDI增加，即我国存在“环境避难所²”现象。二是碳关税对FDI产生负面作用。刘春艳和赵军（2022）认为，碳关税会增加我国出口产品成本，降低FDI的资本回报率，促使碳关税征收国在外投资企业回流母国，导致我国FDI流入减缓甚至转为流出。

现有研究在上述四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但存在进一步研究空间：一是对碳关税前期可行性研究较多，后续影响研究较少；二是定性分析较多，定量研究较少；三是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研究较多，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研究基本空白。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研究链条进一步延伸，以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税”为例探究碳关税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并通过测算我国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量、构建全球贸易分析（GTAP）模型，进行实证校验，提升研究的精准度和可靠性。

二、我国国际收支演变逻辑及外贸外资运行特点

通过梳理1982年至2021年³ 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非储备性质的资本与金融账户⁴（以下简称金融账户）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特点，验证外贸进出口、利用外资是其驱动引擎的基本逻辑，探究碳关税影响国际收支的主要传导渠道。

（一）我国国际收支演变特点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格局，经常账户是支撑，金融账户波动较大。自1982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格局，仅1984—1986年、2015—2016年短暂出现逆差。分账户来看：经常账户自1994年以来持续处于顺差状态，且2001年以后顺差规模快速攀升，从174亿美元升至2021年的3173亿美元，对整体国际收支顺差的平均贡献率达80%，成为决定性支撑因素。金融账户受内外部环境影响，2011年以后双向波动较大，对国际收支的扰动日益显著。

外贸进出口增长强劲，货物贸易是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驱动引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快速发展，进出口顺差从1982年的30亿美元大幅扩大至2021年的6759亿美元。受外贸进出口扩张带动，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涉外收支差额从42亿美元增长至5627亿美元，推动经常账户国际收支顺差从57亿美元扩大至3173亿美元。经常账户国际收支结构变化特点有二：一是货物贸易决定经常账户走势。1982年以来，经常账户差额与进出口差额、货物贸易涉外收支差额走势高度一致，其中1982—2010年三者曲线几乎完全重合。二是货物贸易发挥经常账户“定海神针”作用。1994年以来，货物贸易对经常账户顺差的贡献度达到170%，其收支总额占经常账户规模的80%，在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项目呈现逆差情况下，货物贸易是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

FDI大幅增长，直接投资成为金融账户的主要稳定力量。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迅猛增长，FDI流入规模从1983年的9.2亿美元跃升至2021年的1809.6亿美元，FDI成为直接投资国际收支顺差和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分阶段看，1982年—2011年，FDI流入、直接投资顺差、金融账户顺差同步走高，FDI流入贡献了直接投资顺差的80.3%、金融账户顺差的82.4%，成为主导力量；2012年以来，受内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境外直接投资（ODI）、证券投资、跨境贷款项目流出压力增大、波动加剧，直接投资差额、金融账户差额呈现大幅震荡特征，同期FDI流入保持增长，较好地发挥了“减震垫”作用。

（二）我国外贸外资运行现状和主要特征

外贸模式以出口导向为主，产品“高碳”属性突出，欧美市场占比较大。一是经济对外贸依赖度较高。202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⁵ ）约为34%，净出口对GDP增速拉动贡献达21%。二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比较大。2021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占比约21.7%。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附加值低、贸易主导性差，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干扰影响。三是处于供应链中低端的中间品贸易占主导，易被“卡脖子”。2021年我国中间产品进口和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4.9%、28.6%，占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76%、19.8%，主要集中在纺织、化工、汽车零配件、机械制造等行业，处于全球供应链的中低端，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不足，容易“受制于人”。四是出口商品“高碳”属性突出。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迅速融入国际供应链，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和工业品的重要供应国，出口商品“高碳”属性明显（见表1）。2021年，我国出口总额3.36万亿美元，其中高碳排放的纺织服装、化工、机械、通用专用设备产品出口合计占比达66%。五是出口市场对欧美依赖度高。2021年，我国对美国出口5766.04亿美元，同比增长19%；对欧盟出口5186.61亿美元，同比增长23.7%，美国、欧盟占我国出口市场份额分别达17.2%和15.4%。

高碳行业是外资流入的主要领域。《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制造业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我国制造业能源年消耗量为268426万吨标准煤，占第二产业能源消耗量比重高达86%。同时，《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2）》显示，制造业也是外商在华投资流向的主要领域，2022年我国年实际使用外资1809.6亿美元，其中337.3亿美元流向制造业，占比达18.6%。从结构看，欧盟对华投资51亿美元，制造业占比54.5%；美国对华投资24.7亿美元，制造业占比超过30%。

综上所述，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征收碳关税，会通过增设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成本直接作用于我国外贸进出口，间接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冲击抑制我国利用外资，最终传导至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对国际收支产生溢出效应，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三、碳关税对我国国际收支影响实证分析——以欧盟碳边境调节税为例

本节基于欧盟实施碳关税不同情景，实证测算我国进出口差额受冲击影响的程度，继而探究由外贸向FDI的传导，最终延伸至国际收支层面。

（一）情景设定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目标是防止“碳泄漏”，确保欧盟境内外制造商生产过程中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所支付的碳成本相同，因此欧盟碳关税税负将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碳价挂钩。当前，欧盟EU-ETS碳价波动较大，碳关税落地及实施细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根据欧盟CBAM相关草案（或方案）⁶ 提及要素，按照碳关税实施时间、核算范围⁷ 以及市场碳价水平由远到近、由松到紧、由低至高，设定乐观、基准、严重三种情景。同时，引入情景四、情景五和情景六作为对照组，通过控制实施时间、核算范围和碳价水平三个变量值对照分析影响程度的变化（见表2）。

（二）我国对欧盟分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的测算

根据欧盟CBAM相关草案（或方案），各行业征税税率主要依据其碳排放量确定。本文采用当前国际通行的“IPCC碳排放因子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第四次评估报告提出），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为碳排放量；为能源i消耗量；为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碳排放系数来源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各行业的能源消耗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同时，为解决各数据来源的行业分类不统一⁸ 问题，将不同数据源行业分类进行对比梳理、合并调整，最终整合为21个行业。

基于上述测算方法和对欧盟的出口比重，计算得到我国分行业的碳排放量和对欧盟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见表3）。从测算结果看，我国年碳排放总量为95.8亿吨，与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113亿吨）基本一致（考虑到IEA数据口径更广、涵盖服务贸易等情况），说明测算方法具有可行性，结果基本准确。

由表3可知，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约1.4亿吨，占出口贸易碳排放总量的13.7%，占中国国内碳排放总量的1.5%。分行业看，化工（0.5亿吨）、纺织（0.3亿吨）、通用专用设备（0.1亿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1亿吨）、金属制品业（0.08亿吨）是对欧盟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高的五大行业，合计占比达到76%。

欧盟CBAM首批征收碳关税的产品包括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⁹、有机化学品、塑料、氢和氨，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征收范围，优先考虑易发生“碳泄漏”和高排放行业。结合我国行业分类情况，化肥、有机化学品、塑料、氢、氨属于化学工业，钢铁属于金属冶炼压延工业，水泥属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铝属于金属制品业，均是对欧盟隐含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下文将针对这四个纳入碳关税税收征管的行业（以下简称四个纳管行业）进行深入测算分析。

（三）对四个纳管行业碳关税税率的测算

欧盟CBAM明确了“直接碳排放”核算下碳关税税率公式，但尚未明确“间接碳排放”计算方法，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2020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四个纳管行业间接碳排放占全部碳排放的比例，进而得出在“直接及间接碳排放” 核算范围下的碳关税税率。测算结果如表4所示。

（四）运用GTAP模型模拟欧盟碳关税对我国外贸的冲击影响

1. 模型选择及调整

GTAP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