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场景化金融服务支持央企共建“一带一路”

历经12年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央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和建设，从广泛的国际贸易往来到大基建项目，再到“小而美”民生项目，为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也由此衍生出多方面的金融需求。笔者从分析央企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的金融需求入手，将其归纳到国际贸易、境外工程承包、对外投资、全球资金管理四大场景中，将场景化思维与各类跨境金融产品特点相结合，为银行支持央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相关跨境金融服务提供建议。

 

央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需求

贸易配套的结算、融资与汇率风险管理需求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22.07万亿元，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0.3%，首次超过五成。央企国际贸易在实务中呈现出结算规模大、涉及国别广、覆盖货币种类多与资金需求复杂等特点，对银行的专业化服务提出新的要求。

一是跨区域大规模结算需求。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与21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央企在这些国家的跨境收支需求旺盛。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和支付体系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中亚、非洲等地区跨境支付系统覆盖不足，缺乏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央企的资金收付存在一定障碍。此外，外部形势动荡，央企更加关注国际清算渠道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央企希望合作银行可在针对欠发达国家的支付结算网络覆盖、国际结算服务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以及更加灵活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二是多品种贸易融资产品需求。央企承担着我国多种重要资源的进口与高端制造产品出口职能，国际贸易交易跨越全球多个区域、涉及多种货币，对融资成本较为敏感。近年来，央企寻求银行创新开展跨境参融通、国际商业转贷款等跨境联动产品业务，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控制财务成本。同时，央企在进行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时，多会选择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贸易中心和自由贸易港开展离岸的贸易融资业务，对中资商业银行的境外贸易融资产品服务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多币种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涉及大量小币种货币，如印尼卢比、哈萨克斯坦坚戈、乌兹别克斯坦索姆等，这些货币在我国外汇市场的流动性普遍不足，传统美元结算模式又令企业可能承受频繁的汇兑损益风险。部分央企面临小币种无衍生产品可套保，或出于稳健经营的考虑选择不做衍生交易，被动接受汇率波动影响。央企急需银行提供专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如针对多币种的远期、掉期、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并提供相关避险服务。

境外承包工程项下多品种金融产品需求

据商务部统计，2024年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324.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87.6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总额和完成营业总额的87%和83.6%。央企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海外工程承包业务重要骨干，有多种类的金融需求。

一是涉外保函需求。央企在参与境外工程承包业务时，为保障项目顺利启动与推进，对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质量保函等有着较大需求。尤其是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断扩容，央企在涉外保函业务上需要银行提供更多的语言与币种，需与境外转开行保持良好的合作沟通关系，不断提升涉外保函的作业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针对境外重大项目，央企也更倾向于以组建联合体的方式进行投标与施工，如何更加便捷、合规地为联合体开出保函也对银行的涉外保函业务提出了更多的创新需求。

二是建设资金需求。央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承建的大量工程多采用自主垫资或“EPC+F”模式，统筹工程总承包与融资职能，但由于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压力、地缘政治影响以及企业境外尽职调查的困难，加之中资银行较为审慎的风险偏好，强调集团母公司担保或内保外贷等第二性的信用支持，使得“EPC+F”模式的筹组成功率并不高。央企对银行能够提供更灵活和多元的项目融资方案有着较大需求。

三是运营资金需求。境外工程多采用投建营一体化运作模式，在较长的项目运营维护期往往还存在着流动资金贷款、经营性固定资产贷款等融资需求。

对外投资和跨境并购的资金融通需求

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上半年，在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下行、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基本持平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逆势增长22%，共建国家已成为中企境外投资的重要方向。2013—2023年，央企已在近14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与投资合作项目近5000个，金额超过万亿美元。一方面，央企依托在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以及石油管线等领域的产业优势加速“出海”，在东南亚、中亚、中东等地区加大相关产业投资。另一方面，当前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石油、矿产等商品价格波动剧烈，供应链重构加速，央企更加注重境外重要矿产资源项目投资，为我国搭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矿产资源供应链。在实务中，不同央企会根据行业特点与项目情况并结合自身境外业务规划，采取绿地投资或跨境并购的方式推进项目，两种模式中都需要银行在多方面提供支持。

一是绿地投资的融资需求。从内部投资决策到土地购置、厂房建设，再到设备采购、人员招聘、项目运营等各个环节，都需要银行提供融资方案参考及合适品种的信贷资金支持。

二是跨境并购的“融资+融智”需求。央企在跨境并购中不仅需要银行提供并购交易资金的支持，还需要银行在业务推进前期，协助其开展并购标的选择、目标企业估值、融资结构设计等工作，协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与财务风险。

三是专业咨询服务需求。央企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需要借助银行的境外展业经验与国别行业研究成果，为其提供全面的投资目的地风险评估与咨询服务；在并购交易中，银行还可作为财务顾问，参与尽职调查、交易谈判等环节，提供专业意见。

集团境外财资管理需求

据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数据，央企海外资产近8万亿元，境外资产、收入、利润占比均在10%以上，分布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机构和项目超过8000个。根据国家外汇局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最新统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经常项目下的管理限制程度相对较少，目前有70多个国家管制无形交易和经常转移支付、出口和无形交易收入强制汇回及强制结汇；对资本项目下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外商投资、跨境证券交易和跨境信贷业务方面，涉及全球100多个国家。海外资产分布的广泛性与东道国外汇管理制度的约束性对央企管理全球资金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境外资金管理需求。央企需要克服境外项目分散、外汇管制等障碍，搭建全球资金池，实现境外资金可视与跨区域、跨币种的资金归集和内部调剂，提升集团资金利用效率。

二是跨境资金融通需求。央企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通常会设置专门的境外财资中心或资金融通平台，集中授信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再进行集团内部调剂，支持全球各地项目资金需求。

三是离岸外汇管理需求。央企遍布海外各地的项目面临多币种收付错配、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等，需要银行协助其建立离岸外汇交易平台，统筹管理全球外汇业务。

 

央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

一是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局不稳，政策缺乏连续性。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中低收入国家为主，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国家在政权更迭后，可能导致项目变动甚至终止等风险。

二是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重现。2025年以来美国对多国加征“对等关税”，通过高关税迫使部分国家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进而影响央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成本、市场拓展能力和项目收益。

三是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摩擦可能对“一带一路”项目与贸易造成影响。如导致运输通道受阻、运费成本升高、能源供应中断、受到国际制裁等问题，增加项目运营风险。

金融风险防控难度不断增加

一是市场风险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大多经济基础薄弱，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部分国家货币汇率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波动较大，从而增加央企的投资风险。

二是信用风险方面。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信用体系不完善，企业信用信息不透明，而且境外项目一般建设周期较长、不确定性高，可能受到征地问题、环保问题等影响导致企业还款来源不稳定。

三是债务追偿方面。穆迪报告显示，45%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属非投资级（Ba1以下），主权违约风险可能会传导至银行的信贷资产，且在追讨债务时可能面临法律执行困难等问题。

展业合规监管规则各有不同

一是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差异。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呈现多元化特征，不同国家在监管框架、监管理念、中央银行职能设置、监管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注重对银行业的监管，但监管的制度安排和工具不尽相同。

二是部分国家对资本项目外汇存在管制。在资本项目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普遍保留较多限制，其中对外商投资保留限制的国家达114个，例如泰国要求除非取得《外国营业执照》（Foreign Business License， FBL），否则外资持股比例通常不得超过49%；对金融信贷保留管理措施的国家有92个。

各国文化与商业习惯存在差异

一是文化差异造成价值观与行为冲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遍布五大洲，涉及伊斯兰、基督教等多个宗教体系，日常行为与沟通方式的差异可能为项目推进带来预想不到的困难。例如在沙特修铁路时，因当地工人每日需进行5次祷告，工程进度因宗教活动而进展缓慢。

二是商业习惯差异导致谈判困难与决策偏差。不同国家间的商业来往，往往会遇到契约精神与关系导向的冲突，例如中东和中亚地区往往更重视口头承诺与人际信任，书面合同约束力相对弱化，且谈判风格大不相同，这都对业务推进造成困难。

 

银行优化场景化金融服务发展建议

围绕贸易全产业链，打通境内境外市场资源

央企国际贸易融资业务行业集中度显著、产品联动性强。

一是进口场景重点关注油气、矿产、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加大进口押汇、国际信用证、国际福费廷等产品支持，协助央企开展重要资源进口。

二是出口场景重点关注高新技术设备、船舶与特种装备出口。通过出口商票融资、出口信保融资、出口特险融资等产品的支持，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去”。

三是跨境联动助力央企降本增效。境内外分行联动，用好海外代付、跨境参融通、国际商业转贷款等产品优势，同时创新境外特色贸易融资产品，拓宽央企贸易服务范围。

四是提升离岸贸易金融服务水平。重点关注央企贸易板块核心子公司与边贸重点公司的业务需求，积极发挥自贸港、自贸区政策优势，灵活运用结算与融资产品“组合拳”，提高贸易结算便利化水平。

锚定工程承包场景，助力央企拓展海外市场

一是明确境外工程重点支持方向。紧跟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重点领域，积极支持央企参与陆上、海上、天上、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助力与共建国家在公路铁路、重要港口、航空运输、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方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二是做好工程项下涉外保函服务。满足央企境外工程项目全周期的担保需求，注重以投标保函撬动新项目承揽，以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带动工程款项的支付结算服务。同时进一步丰富保函可支持的币种与语言，拓展转开行密押关系网络，提升涉外保函服务覆盖面。

三是做优“EPC+F”模式下配套金融服务。针对境外工程承包企业建设期资金与应收账款提前收回需求，利用短期出口信保融资与特险融资，提高资金周转率。加强对央企境外“投建营一体化”运作项目的综合服务，通过中长期出口信贷等产品为优质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聚焦对外投资领域，支持央企海外产业布局

一是针对绿地投资项目要提早介入。尤其是央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优质绿色及可持续融资项目、总部提供担保且商业前景良好的海外融资项目。项目前期即提供意向函/承诺函、非融资性保函、过桥融资等，与央企共同开拓境外广阔市场，落实境外投资全过程金融支持。

二是合作研判甄选并购项目。以服务央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优先选择有属地机构与承做经验的国别，重点支持有实力、有跨境并购经验、有文化融合能力、能够持续投入资源的并购主体，与央企共同选择支持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商业可持续性好的并购标的，做好并购全流程金融服务。

三是多方联合提供“融资+融智”服务。联动银行境内外机构，协同中信保、银行同业等，助力央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拓展和国别风险管理，配套做好属地汇率风险分析与衍生品交易支持，共同提升项目投资回报。

紧扣财资管理需求，协助央企跨境资金管理

一是聚焦服务央企境外财资中心建设。紧跟央企境外财资管理需要，推广司库建设境外服务方案，针对性为央企提供基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境外账户服务、多币种跨境融资服务与离岸外汇管理服务，助力央企境外财资中心建设。

二是培育自贸区和跨境人民币创新产品新动能。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账户（FT）及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优势，以及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政策机遇，帮助央企打造畅通的跨境资金通道，提升资金管理效能。做好CIPS等跨境人民币创新产品的营销推广，探索与央企开展数字货币桥等创新合作，提升境外账户管理及跨境结算服务能力。

严守风险合规底线，筑牢央企跨境业务根基

一是加强央企涉外业务风险防控。坚持“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危业不投”，择优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有市场、有行业前景的优质项目和企业，坚决退出落后产能等低效项目。对于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债务风险上升的国家，商业可持续性差的境外项目，要审慎介入。

二是提升央企制裁风险管控水平。强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客户、重点项目的反洗钱和制裁风险管理，切实做好风险防控，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强国别风险研究与限额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业务的国别风险管理，多渠道研判业务的国别风险情况，为不同风险的国家设定差异化限额，以此评估业务发展机遇。

 

课题主持人：张君儒；课题组成员：孙风伟、梁红权、王金玲、王悦至、贺之鉴；主要执笔人：王金玲、贺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