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未知水域
主持人
高占军 《中国外汇》（英文版）执行主编，曾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嘉宾
珀尔·安特拉斯（Pol Antràs）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贸易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近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尔·安特拉斯接受《中国外汇》（英文版）独家专访，就国际贸易前沿动态、现行贸易谈判影响、全球化未来走向，以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等议题进行探讨。
国际贸易理论的两次革命
高占军：非常高兴能与您就国际贸易议题展开对话。近50年来，国际贸易领域在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保罗·克鲁格曼与埃尔赫南·赫尔普曼构建了新模型，用以解释那些难以与大卫·李嘉图（1817年）及赫克歇尔—俄林（1933年）开创的新古典理论相契合的实证研究发现。克鲁格曼与赫尔普曼的这项研究被称为新贸易理论。同样，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二次革命的兴起也是源于一系列与新贸易理论模型预测相悖的另外一批实证研究发现，这场革命见证了企业层面分析框架在研究贸易流动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崛起——您正是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该领域的奠基性研究来自马克·梅利兹。您能否详细阐述国际贸易领域的这两次革命？
安特拉斯：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贡献，以及新一代贸易经济学家当前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理论：一个定义了第一次革命，另一个则催生了第二次革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规模经济。现代生产流程与农业或其他生产流程截然不同。农业雇佣更多人就能增加产出，这种关系相对线性。但在现代制造业中，规模效应极为关键。以半导体或汽车生产为例。众多现代化制造企业都会认真考虑生产规模与用工数量，并慎重抉择数十亿美元级工厂的选址布局，以确保实现规模化运营，从而覆盖在商品生产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前期投入。一家在中国本土市场表现卓越的企业，可能拥有完善的国内销售网络并能够覆盖中国市场，但如果想进军美国或欧洲市场，需要建立关系网，并发展分销商。存在一些重大投资，只有具备足够规模的大型企业才能实现摊销。根据第一次革命的经验，我认为应将规模效应视为国际业务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在此过程中，克鲁格曼真正关注的是工厂，例如工厂应建在何处。因此，这些理论逐渐演变为研究产业行为的理论，聚焦于真正关注企业和工厂的产业。
现代研究方法的突破在于认识到：即便同属一个行业，各企业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如果要透彻理解特定国家为何对另一国存在大规模出口，需要了解这些企业在做什么，为何某些企业选择进入特定市场，而其他企业却不进入其他市场。简而言之，这两次革命已将贸易研究的分析单位从国家和产业层面彻底转变。新一代贸易经济学家正更多地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例如，在分析半导体企业出口时，与其关注一个抽象雇佣劳动力生产半导体的行业，不如聚焦于一家实际存在的大型半导体生产出口企业。如果想理解诸如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为何出口半导体，就必须考量台积电这一关键因素。
这就需要设身处地，站在一家企业经理的角度思考生产商品并将其销往海外市场。这是关于商品销售地点的关键决策，因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企业可能意识到需要从其他国家采购某些物品，这就涉及必须决定从何处采购生产所需的不同物品。汽车制造商甚至面临更复杂的决策，例如不仅需要在本国生产汽车，还可能需要在海外设立附属公司和出口平台，并在不同国家建立生产不同车型的工厂。
高占军：正如您先前所言，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具有决定性意义。能否请您进一步阐述这两代贸易理论假设之间最显著的差异？
安特拉斯：就第一次革命而言，克鲁格曼等学者指出，规模经济的存在，为全球贸易大部分发生在发展水平相近的相对大型经济体这一现象，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差异性的作用，即一国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是因为各自在不同领域具备相对优势，彼此差异越大，通过贸易往来获得的互利空间就越大。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相似经济体之间存在大量双向贸易流动，相似商品也存在双边贸易往来。德国向美国出口大量汽车，但由于规模效应，德国也从美国进口大量汽车。假设你是一家公司，想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既需面向美国本土市场销售，亦需将产品出口至德国市场。在德国的工厂也生产汽车，向美国及德国本土市场投放车型并进行销售。这就形成了双向贸易流动。这是其中一种情况。
更为现代的研究视角则更进一步，开始探讨为何贸易流动会高度集中于少数企业之间。基于我们实证研究得出的企业销售决策构成了贸易流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以德国和美国为例，我们现有的理论框架解释了为何会出现德国向美国出口汽车、美国向德国出口汽车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同一家公司的贸易行为。具体而言，宝马在德国本土设有工厂，在美国也建立了工厂。在德国工厂，主要生产328等车型系列；而在美国工厂，则专注于X3、X5、X7等大型车型的制造。当德国消费者想购买X3、X5或X7时，需要从美国进口这些德国汽车；而当美国消费者想购买328车型时，则需要从德国进口。这些商品为何存在双向流动？由于规模限制，宝马无法在德国本土生产所有车型，更明智的做法是在全球设立不同的工厂，针对特定车型进行集中生产。因为单一车型的产量越大，就越能有效分摊固定生产成本。此外，既然同属一家公司，为何宝马选择在美国生产汽车？这是因为，美国人偏爱大型汽车，X5和X7车型在美国市场的需求量远超德国本土。由于X系列车型的需求高度集中在美国市场，运输汽车的成本极为高昂，将生产线转移至需求所在地更为合理。
这些关于全球化生产的现代模型，不仅旨在解析汽车行业为何存在双向贸易流，更试图阐明同一家公司为何在不同国家以相同品牌生产相似车型。其原因可能是希望靠近需求地，或者希望利用某些国家特有的廉价资源优势。我们正在对这些模型进行约束训练，并采用企业级数据进行模型估计。通过分析美国海关单据中的贸易数据，能够追踪美国汽车出口情况，掌握各汽车制造商在不同市场的销售分布，并获取这些美国企业海外业务运营的部分信息。我们的模型不追求解释每个决策细节。经济模型的目的是试图提供一个具有预测力的框架，能够在平均意义上预测企业的行为，进而运用这一框架进行反事实推演。
跨国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作用
高占军：多年来，您始终专注于全球价值链研究，该框架被广泛认为是分析国际贸易流动的新视角，更是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何此框架如此重要？
安特拉斯：全球价值链反映了世界贸易运作的方式。跨国商品贸易流中占比极高的部分（接近70%）并非直接销售给终端消费者的商品，而是作为更复杂、更长产业链中的组成部分存在。例如，在半导体行业，中国台湾地区向其他经济体出口芯片的情况只是产业链的一环。此外还包括持续创新、使用硅材料、制造，以及从芯片到汽车制造商的下游环节等。所有环节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每笔贸易交易都是漫长链条中的一环。包含全球价值链的模型也更具现实意义。一个模型如果不包含价值链，意味着其忽略了贸易流动的重要维度。例如，考察贸易政策对贸易流动的影响，包含全球价值链的模型与不包含全球价值链的模型，其分析结果有所不同。考察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包含全球价值链模型也与不包含全球价值链模型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现实主义对于国际贸易领域若干关键要素具有特殊意义。
高占军：跨国企业在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柱。在您近期与其他学者合著的论文中，通过整合美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与分国别贸易的新数据集，揭示了跨国企业贸易流动与其全球生产决策之间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特拉斯：如前所述，在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我们不仅创建模型，还通过极其精细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严格校准。上述论文研究显示，许多国家难以获取此类数据，但对于美国，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合作，能够掌握大量信息。因此我们得以观察美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商业行为，也能监测到其出口交易和进口交易数据。如果这些企业设有海外业务分支机构，就可以观察到其在境外市场的部分运作情况。我们正致力于更精准地绘制全球价值链图谱。但目前存在诸多局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量化建模与实证分析
高占军：您在近期发表的工作论文《国际贸易的未知水域》中指出，国际贸易领域同样经历了一场量化革命。这场革命由中型模型驱动，这些模型能够快速评估贸易成本冲击对实际收入的影响。此外，实证研究的一个分支已摆脱理论框架的束缚，突破了传统数据来源的局限。这些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
安特拉斯：量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正试图突破将模型仅作为定性指导工具的局限。经济建模长期以来仅仅在定性层面指导着政策制定，而新兴模型分支试图超越这种局限，这基于我们当前掌握了更丰富的数据资源。我们可以对模型进行估算，选择模型参数，使模型与数据之间的差异最小化。模型并不完美，不能期望其解释一切，但可以让模型尽可能贴近现实。若该模型表现稳健，则堪称优质模型。还可将模型用于反事实分析的研究，即假设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模型进行特定调整：比如在此处增设关税、在彼处加征税费，或在特定环节提升生产效率。此后即可运行该模型，定量输出环境变化对贸易流动等变量的影响估值。国际贸易经济学家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已有五六十年历史。这些模型始终存在，但曾长期处于我们行业的边缘地带。伊顿、科图姆等学者的研究，已将其推向了学术前沿。当前，业界对于如何规范这些模型的方法、其影响稳健性程度以及假设条件变更等问题已展开深入探讨，并致力于让这些模型越来越贴近现实。目前这些模型的量化设定存在缺陷，可能会有偏差。但这无疑已经对众多央行产生了显著影响，许多央行正在运用量化交易模型来评估各类市场变动的效应。
高占军：不仅各国央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也是如此，对吗？
安特拉斯：确实，世界贸易组织（WTO）、IMF等机构都在采用量化模型的某些版本，其使用频率已远超过去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应用程度。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不受束缚的实证文献的其他研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力不如在学术界内部那么大。它们主要在学术界内部产生影响，因为一些年轻人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我们之前不知道会存在的数据来源，他们利用私营部门数据和历史数据撰写了极其有趣的研究成果。此外，在政策引导方面已有相关研究，但较少从量化角度出发，而更多侧重于政策评估层面。例如，曾有人试图研究出口促进政策或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与出口表现。需要明确的是，单纯对补贴与出口或援助与出口进行简单相关性分析是不严谨的，因为这涉及内生性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与机构合作或独立开展研究，通过建立并实施随机对照试验，旨在评估特定政策与出口表现、生产效率等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整体而言， 迄今为止其影响尚属有限，但随着各国出口促进机构、商务部等贸易主管部门日益重视与学术界合作，以期更精准评估贸易政策对生产商的影响机制，这种学术研究的实际价值将显著提升。未来几年这方面将涌现大量优质研究成果。
全球化进程是否已出现逆转
高占军：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0年前后，我们经历了一个超级全球化时期。正如您在工作论文中所分析的，这一轮超级全球化浪潮主要由三大驱动力推动：技术、政策与政治。然而，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甚至有观点认为我们已步入去全球化时代。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变化？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安特拉斯：我认为这三大驱动力背后的情况可能并不相同。从技术层面看，信息通信技术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所有全球价值链都需要协调与沟通，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通信环节成本大幅降低。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宽带网速从较低的水平跃升至五到十倍时是质的飞跃。不过，纵观各项技术因素，最初的一轮才是真正的巨浪，此后增长会逐渐减弱。关于除信息通信技术外的新兴技术变革是否将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当前有很多争论。有人可能会认为，自动化技术正在引发去全球化效应，因为自动化意味着企业无需再远赴海外寻找廉价劳动力，机器人就能完成这些生产环节。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去全球化的推手，因为其替代了相对常规的工作。因此，无需进行国际交易。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认为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具备推动全球化的潜力。
全球化进程的停滞，绝非技术因素所致。在我看来，这与政治和政策密不可分，二者始终相互关联。在许多经济体中（例如在中国），人们意识到，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一些人受到了损失，但从整体来看，这对社会而言是件好事。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中，相当比例的民众并未感受到超级全球化时代为其带来实质性的收入提升。在这些国家里，要求从高度全球化水平回撤的民意压力正与日俱增。美国的情况稍显复杂。美国民众从廉价商品中获益匪浅，能够以远低于以往的价格购买物品，但全球化也对美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了重大冲击。一种日益强烈的感受正在美国蔓延：全球化带来的收益或许远不及政客们承诺的那般丰厚。这催生了美国国内诸如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和政党的崛起。他们宣称，数十年来美国始终在助力全球其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如今是时候更关注自身利益了。最终，这些政党当选后推行的政策，显然是在推动去全球化进程。他们威胁要征收高额关税，签署的协议并非自由贸易协定，而是带有保护主义性质的协议。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历程是：首次胜选后连任失利，而后再度赢得大选。显然，市场对他再次行动存在明确需求。这一事件之所以更具标志性意义，在于其促使我们思考与理解，全球化进程是将持续深化，抑或将迎来去全球化浪潮，背后存在一些根本性力量在发挥作用。
高占军：迄今为止，数据中是否显现出去全球化的迹象？
安特拉斯：是也不是。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索洛模型的提出者）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曾谈及计算机技术，以及人们如何预言计算机时代将彻底改变经济。他指出，在统计领域外，计算机已无处不在，但生产率增长未见显著提升。同样地，全球化看似无处不在，人人都在谈论，但在统计数据中却难以看到，至少在过去几个月之前确实如此。自2018年延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虽已对双边贸易流动产生冲击，但整体贸易规模仍保持稳定。美国从中国的直接进口确实在减少，大量贸易活动正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和墨西哥，继而进入美国市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路线调整，更非因某地关税而采取的船舶绕航策略，而是真正有意义的产业转移。中国企业将部分业务、生产环节迁至越南，在墨西哥设立生产工厂。这种布局调整的动因在于企业仍需深耕美国市场，而直接出口的贸易成本更高。中美之间的贸易流转变为中越、越美或中墨、墨美之间的贸易流并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价值链重构。
现在情况可能会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而迅速变化。鉴于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如果美国最终对全球各国征收15%乃至更高关税，未来五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去全球化趋势，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也将随之下降。不过，我们对世界经济走势和贸易政策走向的所有预测都在瞬息万变，目前尚难定论。但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产业转移现象将持续出现，特别是某些国家在向特定市场出口时面临远高于其他经济体的关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意识到依赖外资企业供应某些商品存在风险，更多企业可能转向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总体而言，这将导致全球化进程放缓。虽然这可能会给部分国家带来更强的安全感，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从整体来看弊大于利。其不仅会摧毁大量工作岗位，还将导致部分经济体相对更加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