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五国严查转口贸易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三重影响

2025年7月底美国发布的《进一步修改“对等关税”税率》（第14326号）行政令中提出要对逃避适用关税而转运的物品征收40%的关税。8月底，美国司法部宣布组建跨部门贸易欺诈工作组，包含美国司法部内民事司、刑事司，美国国土安全局下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旨在追查试图逃避关税（包括谎报原产地、转口贸易在内）的行为。9月，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五国（以下简称东南亚五国）相继发布针对“洗产地”的贸易监管新规。总体看，东南亚五国原产地规则调整会从扰动出口、驱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加速出口行业内部分化等三个层面干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但影响幅度有限。未来可从稳主体、促合作、扩内需三个方面协同发力，破解转运关税围堵。

东南亚五国原产地规则调整主要通过三重渠道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

短期内可能对出口造成扰动，但影响幅度有限

从总量看，东南亚五国原产地规则调整会对我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但即使在极端情形下影响也十分有限。2024年末我国对美出口额占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19.2%降至14.7%，下降了4.5个百分点。同期，对东南亚五国出口额占比从2018年的10.7%上升至2024年的14.1%，提高了3.4个百分点，合计占到对美出口份额降幅的近八成（见图1）。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对美出口企业把产能转移至东盟及墨西哥等“关税洼地”，规避了高关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因上述国家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本土产业升级需求也导致其对华进口增加。极端情形下，假定2018年以来对东盟五国出口份额提高的3.4个百分点对应的出口全部为所谓“转口贸易”，即我国对东南亚五国出口份额回归至2018年状态，若按2024年出口增速（5.8%，美元计价）估算，我国出口增速仅下降0.2个百分点。

从贸易结构看，虽然我国对东南亚五国中间品出口占比较高，但基本已融入其本地化生产链条。根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布的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ADB—MRIO）数据估算〔估算公式为：出口中中间品占比=出口中间商品及服务/（出口中间商品及服务+出口最终商品及服务）〕，2024年我国对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五国出口总额中的中间品占比分别为74.7%、61.8%、63.0%、85.9%、66.2%。根据近期美国及东南亚五国发布的相关规则，判断转口贸易的关键指标是看区域价值成分（RVC，即本地产值比例）、实质性加工程度（产品编码变化、化学反应），其中区域价值成分是量化指标，具有较高参考权重。虽然总体上我国对东盟五国中间品出口占比在70%左右，但近年东南亚五国致力于提升本土化生产能力，东南亚五国出口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基本满足近期新发布要求。根据ADB—MRIO数据估算，2024年自东南亚五国出口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均在48%以上；另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估算，2021年东南亚五国对美出口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在46.5%—75.7%。而近期东南亚五国宣布设置的RVC门槛大致在40%—50%，对其中间品进口的影响较小。

进一步驱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影响我国地位

近年受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和大国博弈因素影响，境内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已开始调整经营策略和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一方面，部分跨国公司采取“中国+”战略，即为了规避、分散单一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把原本已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一部分产能迁移至中国周边的第三方国家，通过分散化布局对冲大国博弈风险。如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业务与母公司业务剥离，在中国业务和母公司业务间设立“防火墙”。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我国企业积极“出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链布局。如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食品饮料烟草、服饰箱包、仪器及设备等行业的比较优势下降，而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国家在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则快速上升。我国企业存在向上述国家转移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内在需求，近年已积极布局境外的多元化生产。

美国施压东南亚五国收紧原产地规则，核心目的是通过分级关税体系，提升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要网络节点的掌控，意在遏制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跃升的影响力。实际上，近年来已经发生的我国产业链布局调整已在一定程度上提前“吸收了”美国和东南亚国家本轮原产地新规的影响。但短期内，本轮原产地规则调整仍有可能影响外资的流向。如近期外资流入在产业层面呈现明显分化。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额下降，但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25年前8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169.2%，高端制造领域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化学药品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分别增长37.5%、23.2%和19.2%，显示短期内外资对国外替代性强的产业信心下降，对我国智能制造、医药健康及创新技术等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保持长期信心。未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仍取决于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市场规模、营商环境、企业创新能力等因素，域外政治干预很难改变全球市场对我国的依赖性。

增加出口企业管理成本，加速出口行业内部分化

一方面，东南亚五国原产地规则调整增加我国出口企业管理成本，影响产业链竞争力。企业“洗产地”转口贸易行为一旦被查处，不仅会面临高额处罚，还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从2025年1月以来美国司法部查处的逃避关税的4起典型案例来看，虚报原产地、低报货值、错误归类等行为均会被严格处罚。未来，我国涉美出口企业无疑将会面临更高的合规风险，管理成本势必增加。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我国出口企业管理成本明显增加。据笔者测算，2018—2024年，连续披露财务报表、且有境外业务收入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费用（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披露规则，企业业务合规性相关的律师费、审计费等均计入管理费用科目）累计增长56.7%，比同期没有境外业务收入的公司高出22.8个百分点。进一步看，境外业务占比越高，管理费用也越高（见图2），如2018年以来，境外业务收入占比高于60%的上市公司的管理成本平均增幅均超过125%，境外业务收入占比低于30%的上市公司的管理成本平均增幅均不到100%。

另一方面，东南亚五国原产地规则调整加速我国出口行业内部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