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函业务发展概述及未来展望
20世纪80年代，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并参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保函也随之引入。在这一时期，保函主要是应国际客户的要求，作为对合同履行的担保由我国银行开始尝试开具。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保函业务进入了快速成长和规范阶段。1995年，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担保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颁布，明确了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形式，为银行开展担保业务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这是首个专门规范跨境担保业务的法规，明确了境内银行等机构为境外受益人提供担保的管理规则，极大地促进了涉外保函业务的发展。进入21世纪，我国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达到发展高峰，对独立性保函业务的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司法实践也开始逐步认可独立保函的效力。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在司法层面明确了独立保函的概念，标志着中国独立保函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这也是中国保函业务与国际接轨的里程碑事件。
整体发展概述
近十年期间，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保函业务总量持续增长。保函如同各种项目的“担保靠山”，在不同阶段发挥着关键作用。比如在项目投标阶段，投标保函提供“信用背书”；预付款保函能帮助企业及时获得项目启动资金，减轻现金流压力；履约保函则向业主方保证工程将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是维系双方信任的基石；质量保函，锁定“质量与合规”，是双方合作的基本要求。
境内担保
从建设工程类保函说起，此类保函在市场占有绝对主力的地位。其保函种类分别为投标、履约、预付款、质量保函，这四类是市场的基石，占保函总量的半数以上。一个工程项目从投标到竣工，会衍生出投标、履约、预付款、质量、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多种保函需求，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业务衍生。从覆盖面来看，建设工程项目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从国家级重大项目到县级的小型工程，决定了工程类保函需求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这些都是受益于政策支持。国家在工程建设领域推行工程担保制度，国务院办公厅明确要求采用保函等方式缴纳投标、履约、工程质量等各类保证金，也出台政策鼓励使用保函代替现金保证金，极大地激发了建设工程类保函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保函业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函业务的发展大致可概括为“短期承压、政策依托、数字化提速”。短期看，新冠疫情加剧了业务风险并带来了操作挑战，中长期看，它加速了行业的数字化变革并催生了新的业务需求。在这期间，大量工程项目延期甚至中止，企业现金流压力倍增。国家及地方政府为了缓解企业压力，密集出台政策，要求全面推行保函（特别是电子保函）替代现金形式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这一政策在疫情期间得到空前强化和落实，为保函带来了巨大的增量市场，实现了保函数字化进程的飞跃。
电子保函的飞速发展，在于其能为企业带来核心价值，比如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因为电子保函允许企业以少量手续费替代大额的现金保证金占用，盘活企业现金流。各商业银行普遍建立了线上保函系统，如中国银行推出了直连线上保函；浦发银行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推出全流程线上的“闪开保函”产品。这些线上产品均实现了从申请、审核、开立、修改到索赔处理的全程线上化，企业通过在线平台“一键办理”。电子保函的普及大幅提升了保函业务的发展。
在中国保函的发展史上，中国海关保函的发展历程也是一部典型的政策引领、科技赋能的演化史。它从2000年左右开始萌芽，主要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修订，其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海关事务担保制度。当时，企业办理特定海关业务时，需要向海关缴纳全额现金保证金，这样就造成了企业资金占压巨大，用银行保函代替现金保证金的需求出现。经过十年的探索，到2010年开始制度化并进行推广，海关总署在全国推行“汇总征税”改革，允许企业在一个月内对多次进口的税款进行集中缴纳，但必须提供总体的税款担保。这为银行保函创造了刚性的市场需求。电子保函的飞速发展，在这样的发展洪流中，海关保函也开始走电子化路线。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以下简称“单一窗口”） 平台全面建设，各类银行系统与海关系统直连，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企业通过“单一窗口”平台在线向银行申请海关保函，银行在线审批并生成电子保函，直接通过系统发送至海关备案，实现质的飞跃。
跨境担保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现阶段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中国金融机构的跨境服务，特别是保函业务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保函已从单纯的金融工具，演变成为连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保障合作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金融基础设施配套工具。我国为此出台的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既着眼于吸引外资来华，也致力于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一方面通过减负松绑，让外资企业“引进来”，一方面通过赋能疏通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带动了涉外保函业务的增长。
从政策导向来看，政策从“宽进严出”到“宏观审慎”。从《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汇发〔2014〕29号）出台开始，首次明确了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其他形式跨境担保的定义以及管理原则，到2024年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同 更大力度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鼓励金融支持共建“一带一路”与跨境贸易，在风险可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