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出海的历史、政策支持与经验教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保持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地位，通过支持企业出海建立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分工体系。具体来看，美国政府支持企业出海的政策体系既包括支持性和规范性的法律制度保障，也包括金融、税收、信息咨询等多元化的政策措施，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保驾护航。但也要看到，过快的制造业外迁和快速的金融自由化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并且短期难以逆转。借鉴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着力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丰富对外投资支持政策措施、加快对接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促进我国企业高质量出海。

美国企业出海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加速资本扩张以获取资源和市场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资本输出也随之迅速扩张。1867年，美国出现第一家跨国公司——胜家缝纫机公司，其在英国格拉斯哥建立缝纫机装配厂，并于1880年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汉堡等地设立销售机构。根据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发布的《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1970年》，1897年美国对外资本输出额为7亿美元，1908年增长至25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由6亿美元增长至16亿美元；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对外资本输出额达到35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27亿美元；1914年至1929年期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张，年增长率达到7.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经济萧条和战争冲突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所放缓。分地区看，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拉丁美洲、加拿大、欧洲等周边地区和发展中经济体，其中流向拉丁美洲的比重接近50%，反映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获取廉价的资源和拓展广阔的市场。分行业看，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采矿、石油等资源开放型行业以及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有所增长，1914年至1929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9.3%。总体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阶段，主要是为了获取周边地区的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廉价资源，出海企业以资源型行业和公共基础设施行业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末：逐步建立制造业全球化分工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成为全球对外直接第一大国。战后初期，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经济复苏，为美国企业出海创造有利条件。期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从1945年的84亿美元增长至1970年的782亿美元，在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中占比70%以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国家和日本经济实力增强，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期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从1970年的782亿美元增长至1989年的3734亿美元，达到1945年的44.5倍。据联合国统计，1973年全球跨国公司共有9481家，其中美国和西欧国家占75%。分地区看，战后美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比重上升，由1950年的48.4%提高至1989年的74.8%（见表1）。分行业看，制造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由1950年的32.5%提高至1989年的41.7%（见表2）。在制造业领域，美国跨国公司积极推动国际分工，将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等环节留在母国，将生产制造等环节布局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从而保持对生产活动、技术研发等的影响力。据统计，1989年，美国在对外制造业直接投资累计额中，化工行业占23.2%，机械行业占17.4%，交通设备占15.1%，食品加工占10.1%，电子电器占7.6%；发达经济体占81.2%，发展中经济体占18.8%，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占发展中经济体的57.7%。

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的海外布局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快速发展，美国跨国公司再次迎来高速发展时期。美国跨国公司抓住信息革命的契机，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抓住新兴工业化国家改革开放的时机，大举进军全球市场。1990—2000年期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从7318亿美元增长至2694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3.9%，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中的比重保持在30%—40%之间（见图1）。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排名，1999年，在全球上市股票价值排名前1000家的公司中，美国占据494家，较1990年增加170家。分行业看，这一时期美国在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企业出海更为明显。高技术制造业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在航空航天、化学工业、计算机、电气设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服务业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在金融、零售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2000年以后服务业占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在70%以上。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美国企业出海更为多元化，形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的海外布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推动企业出海由“成本优先”向“韧性优先”转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工业强国普遍面临因制造业外流导致的增长乏力、产业空心化、就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更加注重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并且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防范关键技术外流。2008年以来，美国先后推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等多项振兴本国制造业的国家战略，旨在促进制造业回流。同时，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美国积极倡导“中国+1”模式，以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于是美国企业出海也逐步增加在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布局。随着新冠疫情暴发以及大国博弈加剧，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后，签署《“美国第一”投资政策备忘录》，建立对外投资审查制度，旨在限制美国关键领域对中国的投资。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所放缓，企业出海更加重视韧性优先。2009—2024年期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仅为5.4%，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中的比重保持在20%左右（见图2）。

美国支持本土企业出海的政策体系

法律制度保障

美国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起源于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最终形成了以《对外援助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首先是《对外援助法》，该法案提出美国在向欧洲国家提供援助时，受援国需给美国资本提供“完全自由和平等的待遇”，奠定了美国企业出海制度保障的基础。其后美国不断修订《对外援助法》，相继提出设立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等部门，为企业出海提供投资保证业务。其次是《经济合作法》，该法案创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但当时只适用于欧洲发达经济体，并且保险范围仅限于外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