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外迁：全球回望与中国洞察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叠加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部分产业链外迁趋势明显，呈现出由简单加工组装环节外迁到部分产业链外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迁、从单一成本驱动到多因素综合驱动的演变趋势。产业外迁是一把双刃剑，既蕴含着推动结构升级与全球布局优化的重大机遇，也潜藏着产业链安全的现实挑战。为此，建议加强宏观指导和管理，引导企业科学有序开展产业布局；加大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支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屏障。

国际产业外迁历程

国际产业外迁的历史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共经历了四次国际产业外迁。第一次是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推动英国向法、德及北美转移纺织、钢铁等基础工业，开启首次产业转移。第二次是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及技术许可向日本、西德输出汽车、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完成第二次转移。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受成本压力驱使，将电子组装、家电制造向“亚洲四小龙”及东盟转移，形成东亚梯度分工链。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产能后，受要素成本上升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逐步向越南、墨西哥等“中国+1”区域分流。

国际产业外迁的核心动因。产业外迁的核心动因可归纳为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一是在经济因素方面，生产成本差异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要素成本区域转移，资本丰裕度吸引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富裕区域集聚，更高的利润空间促使产业转出国主动转移低效产能、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二是在非经济因素方面，地缘政治重构产业转移路径，如通过技术限制手段推动战略产业转移。外资准入政策、税收优惠、环境标准差异等政策梯度差引导产业定向转移，如美墨加协定（USMCA）促使日系车企将供应链迁至墨西哥。

我国产业外迁特征和模式

我国产业外迁主要特征

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布局转向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从“中国香港主导”转向“亚洲—近岸—一带一路”多元布局。一是中国香港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枢纽。中国香港长期占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近六成，持续发挥资本中转功能。二是中国对东盟投资加速。东盟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作为核心承接带，吸引中国投资从2018年的118.3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222.7亿美元，其中越南年均增速达16.3%，增长最快，新加坡投资份额占东盟五国投资的51.7%，占比最高。三是对美投资受贸易摩擦冲击。投资规模从2016年峰值169.8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69.1亿美元。四是对欧美地区投资呈现结构性调整。对欧投资重心从西欧地区转向中东欧地区，2024年对英德法等西欧国家合计投资份额仅为20%，较2019—2023年52%的平均水平大幅下滑。五是拉美崛起为新兴增长极。墨西哥作为中美经贸摩擦和长臂管辖的重要中转地，吸引中国投资从2013年的0.5亿美元暴涨至2023年的10.8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呈现分化。一是东盟主要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以及部分高技术产业零部件制造和加工环节。2018年以来，中国对东盟投资由消费品、电子通信技术、可再生能源装备和汽车自动四个行业主导，占对东盟总投资价值的86%以上。从承接的环节来看，一方面，关税战促使纺织服装、家电家具等价格敏感型消费品行业将产能转移至越南和印尼等低成本洼地。另一方面，对电子通信技术行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印刷线路板等中间组件制造投资，对可再生能源装备行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太阳能光伏及零部件制造投资，对汽车领域的投资也主要集中于汽车零部件生产与电池制造。二是中国对欧投资以汽车行业为主导。2024年电动汽车相关领域吸引投资达52亿欧元，同比增长57%，占中国对欧洲投资总价值的一半以上。三是中国对美制造业投资大幅下降。由于美国对关键技术、基建以及医疗等领域的投资限制，导致中国对美投资规模从2016年峰值60亿美元断崖式下滑至2023年12.3亿美元。四是对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地区投资高度集中于制造业，包括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消费电子以及家电家具行业，形成“近岸外包”产业集群。

我国产业外迁趋势及模式

总体看，我国产业外迁呈现出由简单加工组装环节外迁到部分产业链外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迁、从单一成本驱动到多因素综合驱动的演变趋势。产业外迁模式已从早期的生产基地建设，逐步升级为销售、研发、生产等多节点协同体系。

我国产业外迁模式主要包括：一是以本地化营销网络构建为核心的销售公司主导模式。企业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深耕终端市场，拓展海外覆盖面。例如，美的集团在墨西哥蒙特雷市设立销售公司，持续输出产品并考察当地市场，显著提升北美市场响应速度。二是聚焦应用型研发前移的研发中心外迁模式。国内保留基础研发，海外布局加速技术适配与标准对接。例如，小鹏汽车在慕尼黑设立自动驾驶研发中心，开发符合欧洲路况的算法，缩短车型认证周期40%。三是依托低税地区统筹资源的海外运营总部模式。中国香港、新加坡因税收与资金流动自由优势成为首选，企业以此为中心辐射全球。例如，美的集团新加坡分公司定位区域运营总部，负责全球资金运作管理。四是受成本、市场、资源等多重因素驱动的海外生产基地模式。企业依托发展中国家成本洼地或战略资源富集区布局，兼顾规避贸易壁垒与构建垂直整合链条。例如，TCL集团在越南、墨西哥等7国设制造中心，海外营收占比近50%。五是全产业链布局模式。龙头链主企业主导闭环。通过整合上下游形成产业链闭环，保障供应链安全。例如，比亚迪巴西工厂整合“锂矿—电池—整车”链条，实现资源100%本地化；美的集团越南扩张带动43家供应商集群转移，强化区域协同。

产业外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产业外迁蕴含着推动结构升级与全球布局优化的机遇。一方面，产业外迁有助于驱动产业结构系统性升级。劳动密集型等低附加值产业的外迁，促使东部沿海地区释放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进而推动资本与技术向高技术制造和服务业集中。这种要素流动不仅缓解了传统产业过度集中的资源环境压力，更通过“腾笼换鸟”的倒逼机制，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与绿色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环节跃升。另一方面，产业外迁有助于重塑我国全球价值链位势。企业将标准化生产外迁的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对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掌控，更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主动布局海外市场，以获取本地化优势，深度嵌入并引领区域乃至全球的价值链网络，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产业外迁对产业链安全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一是产业链断链风险。现阶段，产业外迁集中于中低端制造环节，未来，若核心零部件、关键原材料与专用设备等同步转移，可能造成国内产业链出现“断点”。若外迁目的地通过关税优惠、园区补贴等政策引导，形成区域性供应链闭环，则可能降低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对国内配套的依赖度，促使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工组装环节加速外流，导致部分关键中间品议价权弱化、供应链中断风险上升，给重点产业稳定运行与技术迭代带来一定挑战。二是产业空心化风险。产业外迁若缺乏梯度衔接引导，可能导致制造业占比过快下滑。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后，若高端制造未能及时补位，将形成产业断层，腾挪出的要素资源未能转化为高技术优势，反而因传统制造环节流失造成经济结构衔接不畅，制约了实体产业对经济长期增长的支撑作用。三是就业市场结构性风险。产业外迁减少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岗位，这类岗位技能要求相对单一、劳动者转岗能力有限，低技能劳动力面临“就业难”与“收入降”双重压力，短期内可能推高局部地区失业率，并促使部分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延长求职周期，加剧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

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立足企业发展需求与全球产业趋势，加强宏观指导和管理，引导企业科学有序开展产业布局。其一，强化协同。构建并完善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加强与工信、商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动态监测境外政策环境，提供政策解读、供应链适配分析等服务，为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精准赋能。其二，分类施策。对全球化布局的龙头企业，支持其主导建设海外产业园或供应链枢纽，配套跨境金融、税收协定等政策，推动技术与产能协同出海；对因降本、避险等形成的生产替代型转移，通过税费减免等鼓励企业保留中高端产线或设立区域总部，同步引导外迁企业将核心零部件生产、研发环节留存国内，实现境内外产业链互补。

二是深化产业结构升级，支持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协同深化。其一，加大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支持力度。针对产业链薄弱环节，加大基础研究与产学研融合力度，通过税收优惠、科研专项补贴等政策，引导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其二，推进传统产业“智改数转”，增强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将更多科技型企业纳入外汇便利化试点，推动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扩容提质，深化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推广应用，助力企业跨境资金管理降本增效。建立技术引进外汇绿色通道，对科创项目给予外汇便利化支持与跨境资金倾斜，强化产业升级技术保障。

三是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制度创新与产业协同，构建双循环格局下产业升级新支点。其一，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内的合作与产业协同，推动原材料采购、中间品加工到终端分销的全链条协作，统一规则标准、简化通关流程，提升区域内要素流动效率与抗风险能力。其二，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水平。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跨国经营，支持企业参加国际各类展销会，动态调整优化全球产能布局，通过多元化布局分散贸易政策风险。持续优化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政策，支持跨国公司灵活调配境内外金融资源，降低整体财务成本，提升全球化运营竞争优势。

四是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屏障。构建“监测—预警—应对”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系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韧性。其一，建立重点行业外迁预警机制。动态监测产业链外迁风险，针对制造业外迁可能引发的低技能岗位流失，强化再就业培训与失业保险覆盖，推动劳动力向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新业态转移。其二，完善风险对冲机制。优化企业汇率避险服务机制，帮助企业提高避险效率，降低避险成本。完善“政府+银行+信保”风险分担机制，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范围，强化企业国际贸易风险保障。其三，筑牢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防火墙。拓展跨境人民币使用场景，通过数字化提升外汇服务效能与政策协同，降低合规成本，为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提供高效安全的跨境金融支持。

课题组成员：伍辉 陈树生 翟宗辉 王锐娟 赖盈如 曾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