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数字金融的战略进阶之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强调“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同时将“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列为重点任务。当前，各国将数字金融视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重要突破口。同时，科技竞争的不断加剧也进一步凸显了健全金融支撑体系的战略意义。在此背景下，数字金融凭借其为科技创新提供适配融资、构建安全可靠金融基础设施，并在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等前沿规则制定中争取主动的能力，正成为各国竞相布局的战略高地。
我国数字金融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了规模性扩张，但仍面临金融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不充分、服务实体经济深度不足等挑战。面对新形势，要推动数字金融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着力夯实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充分释放金融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与之相应的智能金融监管体系，并积极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等前沿领域布局。
“十四五”时期数字金融发展回顾
我国数字金融市场在“十四五”期间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根据中国银行研究院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末，我国数字金融市场规模达到41.7万亿元，占全球数字金融市场规模的15.6%，居全球第一位。这一时期我国数字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数字金融业态日益丰富，形成多元发展格局
“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金融已初步构建起涵盖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货币、数字证券、数字保险与数字理财等多个领域的完整业态体系。在移动支付领域，我国在渗透率与交易规模方面均位居全球前列。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末，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6%；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10.29亿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9.74亿人，网上零售额、移动支付普及率稳居全球第一。在数字信贷方面，以消费金融、网络小额贷款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依托流量与数据优势迅速切入市场。它们通过降低获客成本、优化审批流程，显著提升了对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的长尾客户的服务能力。在数字货币领域，数字人民币试点稳步推进。中国人民银行于2024年9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截至2024年末，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覆盖全国17个省（区、市），涵盖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据《时事报告》2024年10月刊文披露，截至2024年7月末，数字人民币应用程序（App） 累计开立个人钱包1.8亿个，试点地区累计交易金额7.3万亿元。数字理财方面，余额宝等货币基金产品通过线上平台销售，降低了理财门槛，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这些创新致力于使金融服务更加触手可及，数字金融的服务对象群体和辐射半径显著拓展。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夯实，筑牢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底座
在2023年中国5G发展大会上，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领导宣布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在2025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末，全国5G基站总数达459.8万个，千兆光网实现“县县通”，网络覆盖的广度与深度同步拓展。同时，根据推进我国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IPv6发展报告（2025）》，我国在网络规模、用户规模与流量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均位居全球首位，技术体系、产业生态与应用能力持续完善，整体发展态势稳健向好。上述进展共同构建了高速、稳定、泛在的网络环境，为数字金融业务的高频交互与实时响应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此基础上，金融科技的新基建与自主创新能力并驾齐驱。一方面，金融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另一方面，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已不断增强。根据《金融科技行业2023年专利分析白皮书》，2018年末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我国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以44.3%的份额高居全球第一，成为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已在金融领域得到日益广泛的落地应用，并渗透到智能风控、数字客服、流程自动化等实际业务中，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与风险管理水平。这一系列进展的宏观成效，体现在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持续增长。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与国家发展改革委2025年7月公布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2020年的7.8%提升至2024年的10.4%，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设定的10%预期目标，数字技术对金融的支撑作用已显著增强。
数据要素市场加速培育，激活金融发展新动能
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2021-2022）》，并结合2025年全国数据工作会议披露的信息，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已从2021年的815亿元快速增长至2024年的超1600亿元。在银行业，金融数据能力建设已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根据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金融数据能力发展指数，2024年我国银行业数据能力总指数达到185.76点。这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20年至2021年是基础构建期，在政策推动下，指数同比增长42.23%，初步建立了数据能力基本框架；2021年至2023年进入调整巩固期，发展重点从速度转向质量，着力推进数据标准统一和合规体系建设，指数年均增速放缓至7.13%；2023年至2024年迈入创新驱动期，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隐私计算等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数据与业务场景深度融合，指数同比增速回升至13.79%，标志着银行业数据能力建设进入价值实现阶段。
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正从多维度驱动金融创新。在信贷领域，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数据资产在融资中的应用，以破解科技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的瓶颈。市场上已出现以数据资产作为核心质押物的融资产品，例如结合数字人民币发放的贷款，也有银行以数据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为质押，向企业提供授信支持。这些实践不仅验证了数据资产的可质押性与价值潜力，也标志着企业数据正从基础资源向核心资本跨越。在信托服务方向，创新同样持续推进。全国首单专注于企业交易结算场景的“数据资产服务信托”已成功落地，借助信托制度特有的财产独立与风险隔离功能，为数据资产的合规登记、价值评估、流转管理与权益分配构建起可信架构，这一模式为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与价值实现开辟了新路径。
强化监管科技应用，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金融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初步建立起与金融科技发展相适应的监管规则与机制，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监管部门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显著提升监管效能，推动风险防控从事后响应向实时监测、智能预警转变。
例如，在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领域，监管部门通过“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系统”运用图计算、网络关联分析等技术，实现跨机构资金往来的全天候监测与穿透式追踪。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中国反洗钱报告》，截止2023年末，反洗钱数据采集已覆盖银行、证券、保险、支付机构等22个行业，接入机构达4428家。数字人民币等新兴业务也被纳入报送范围，数据接口与校验机制同步升级，以应对新型金融业务风险。
在金融机构动态风险监管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积极引入动态风险画像模型，推动监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具体实践中，国家相关监管部门正通过“一表通”等创新数据报送体系，探索实现指标数据与明细数据的有效对应，这为整合多维度数据、形成精准机构风险画像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监管机制创新方面，我国持续优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推动形成包容审慎的新型监管模式。根据国家金融科技风险监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0月末，相关监管工具已累计推出445项创新应用，完成测试205项，涵盖数字信贷、智能风控、区块链金融等重点领域，显著增强了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稳健性与业务合规水平。
“十五五”数字金融发展的战略定位进阶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既面临重要机遇，也面对诸多挑战。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要让数字金融从过去提升金融效率的辅助工具，转变为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从发展机遇来看，数字金融正在从外围辅助角色向中心主导力量转变。首先，数实结合的深入推进正在重塑传统金融信用体系。通过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金融机构能够精准洞察产业链上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推动金融服务从依赖核心企业主体信用的传统模式，转向基于实际交易数据与数字信用的新型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产业链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其次，技术发展和政策支持形成了双重推动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成熟和国产化，为金融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基础，同时国家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将数字技术应用到风险控制、信贷决策等核心业务中，推动金融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发展。再次，数字金融正在成为落实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工具。通过其可定制、可追踪的特点，数字金融能够把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普惠金融等国家政策目标，直接融入具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中。最后，数字人民币不仅用于国内支付，其跨境支付功能的完善，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体系建设、提升人民币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机遇面前，我们也要清醒认识面临的挑战。外部环境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布局数字金融的步伐加快，新一轮制度设计与基础设施构建已经启动。美国通过《负责任金融创新法案》试图强化其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制度优势；欧盟积极推进数字欧元战略；日本、新加坡等国加紧布局央行数字货币与多边清算平台。全球范围内，以法定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架构竞争加速展开，推动全球金融体系从以美元为核心的集中式结构，向多元化、科技驱动的新格局演化。内部发展方面，我国数字金融面临多重挑战：金融基础设施的底层技术自主性不足；数据要素配置机制不畅制约金融服务效能；算法歧视、模型共振等新型风险与传统金融风险交织叠加，对现有监管体系构成严峻考验。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十五五”时期数字金融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战略转变。第一，要深化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金融服务要从过去侧重消费互联网的场景对接，转向与产业互联网的深度结合。金融机构要深入了解产业链各环节的需求，基于真实的交易数据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第二，要筑牢安全基础，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必须把底层技术自主创新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位，着力构建以数字人民币为核心的自主支付体系，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