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自贸港圆梦：从厦门构想到海南封关

厦门自由港构想是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提出的自贸港型经济特区方案的核心内容，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海南自贸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和生动实践。二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的两大举措，既体现出经济特区共有的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功能价值，又因所处时代、地理区位不同呈现出较多功能差异。比较、分析厦门自由港构想与海南自贸港理论实践，有利于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脉络、发展历程，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

 

设立背景：历史使命与战略定位的差异

厦门自由港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探索，聚焦“对台融合”与“渐进开放”，由地方提出、中央批准实施；海南自贸港则是新时代制度型开放的标杆，承担对接全球规则与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更高使命，由党中央作出重大顶层设计，中央各部门和海南省负责实施。

厦门自由港：改革开放早期的“探路者”与对台融合枢纽

厦门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既是连接国际市场的“窗口”，又是对台交流的前沿。1980年厦门经济特区获批后，其核心任务是探索“如何通过开放激活经济活力”，让“厦门经济特区发展得更快些更好些”。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听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汇报后，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由刚开始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包括鼓浪屿）131平方公里，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后，主持编写《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厦门战略》），首次提出“自由港型经济特区”的“三步走双梯度”战略：第一步在东渡港区设立保税区（1992年象屿保税区正式设立）；第二步将保税区扩展至全岛，转型为自由贸易区（2014年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设立）；第三步实现全岛有限度自由港模式（有限度的货物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人员自由等开放举措）。这一构想将开放目标与国家统一大业相结合，赋予其改革试验田、对台融合枢纽的双重使命，明确提出“通过自由港政策促进两岸要素流动”。厦门自由港核心逻辑是“渐进式开放”，既借鉴新加坡发展临港工业、建设保税仓储等国际自由港经验，又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保税区与非保税区差异化开放“双梯度”路径，避免激进政策风险。

海南自贸港：新时代全面开放的新高地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庆祝大会上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海南方案》）发布，明确建设“‘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2021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2025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海南岛四面环海，陆地面积3.54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中国台湾岛），授权管辖的海洋面积20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便于统一监管的先天优势。海南连通太平洋与印度洋、4小时飞行圈覆盖亚洲21个经济体，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南拥有气候温度高、地理纬度低、海洋深度深、绿色资源多的“三度一色”优势，资源承载力较强，发展南繁育种、航天产业、深海科技、低碳产业潜力巨大。同时，经过建省办经济特区、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多年发展积累，海南岛基础设施基本完备，特色产业初具规模，具备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必要条件。作为人口千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万元左右的小型相对落后经济体，可以率先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胆探索制度型开放，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此外，与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自贸港相比，海南自贸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拥有广大的农村，约80%的土地在农村、40%的常住人口在农村、20%的GDP来自农业，做好城乡有效衔接和乡村振兴工作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功能定位：从区域枢纽到全球节点的层级跃升

厦门自由港型经济特区功能定位聚焦“区域枢纽+对台融合”，侧重制度创新的“可复制性”；海南自贸港则定位“全球节点+战略集成”，强调制度型开放的“引领性”，二者形成“梯度互补”的开放格局。

厦门自由港：区域开放枢纽与两岸融合平台

《厦门战略》将自由港功能定位为“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具体包括三方面：

一是区域经济枢纽。通过东渡码头、海沧港区建设港口升级，打造东南沿海国际航运中心服务闽南经济圈与共建“一带一路”海上合作。2024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超1220万标箱，位列全球第14位、全国第7位。

二是制度创新试验田。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43.78平方公里为载体，累计推出632项制度创新，其中全国首创153项，形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船舶不停运办证”等可复制经验，“三证合一”制度创新等模式推广至全国。

三是两岸融合前沿。依托两岸贸易中心核心区，推动对台货物贸易、金融合作，在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等方面形成独特优势。2024年厦台贸易额占福建对台贸易的42%，居全省首位。

海南自贸港：全球开放门户与战略功能集成区

《海南方案》明确海南自贸港功能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核心功能包括：

一是全球资源配置节点。海南自贸港要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2018年以来，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年均分别增长31.3%、32.3%，吸引外资规模进入全国前十，对外投资规模排名全国第七，经济外向度提升至35%。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和岛内自由的政策制度安排，2025年12月18日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后，零关税商品扩大到74%税目商品，全国首张禁限类商品目录清单正式施行，贸易管制措施更加宽松，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和离岛免税政策更加优化，出入境政策更加便利，有利于吸引全球货物、资本、技术、人才、交通工具、数据向岛内集聚并向国内外扩散。

二是制度型开放试验场。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规则，试点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覆盖金融、航运、游戏、短剧等领域，中国洋浦港航运、航空航权开放政策全国独一无二。

三是国家战略服务平台。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国家所需、海南所能的重点方向，如种源安全、深海科技、航天应用等，统筹用好央地资源，集中力量组织攻关。

 

核心政策：渐进探索与系统集成的路径分野

厦门自由港政策以“问题导向+局部突破”为主，侧重解决具体领域痛点；海南自贸港政策以“系统集成+全局设计”为核心，构建覆盖贸易、投资、金融、数据的全要素自由流动体系，开放层级更高。

厦门自由港：问题导向的“双梯度开放”政策创新

厦门自由港政策以《厦门战略》的“三步走双梯度”为框架，核心是“渐进式开放”与“问题倒逼改革”。

一是双梯度开放。保税区（如象屿保税区）实行“高开放度”（货物自由进出、外汇自由兑换），非保税区（厦门岛外）逐步参照条件开放，避免政策冲击。例如，1986年率先实施“税利分流”改革（企业税后利润留存用于再生产），解决港口设施落后问题（东渡码头桥吊从2台增至百台，2000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百万标箱）。

二是问题导向创新。针对企业痛点推出“制度补丁”。例如，针对船舶转籍需停运28天的问题，2024年首创“不停运办证”模式（并联办理船检、海事、水运三部门证书，时限缩短至8天）；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海运无规则问题，出台全国首个《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海运安全监管指南》，助力企业节约70%物流成本。

三是对台政策倾斜。设立两岸贸易中心，试点“厦金小额贸易”“台胞证便利化”等政策，2024年台资企业在厦投资占比达全省35%。

海南自贸港：系统集成的“全岛封关”政策体系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海南要在内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金融创新、出入境等方面，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监管模式、管理体制；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七年来，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进出更为便利，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加快开放，三张“零关税”清单、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22项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开放程度全国最高。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双15%”优惠政策累计减免税额分别超过310亿元和170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岛，离岛免税购物额度增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这一专门法律为基础的50余项配套法规出台。

2025年7月23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昌林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海南自贸港2015年12月18日封关后，实施更加优惠的货物“零关税”政策、更加宽松的贸易管理措施、更加便利的通行措施、更加高效精准的监管模式。目前，我国总体关税水平为7.3%，货物主要适用13%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海南自贸港在进口环节免征上述两税，就可以降低约20%的成本，征收消费税的货物还能免征进口环节消费税，降成本力度更大。

 

主导产业：区位禀赋与国家需求的产业适配

厦门产业以“港口+制造”为核心，区域辐射强；海南产业以“战略需求+全球资源”为导向，国家战略服务潜力大，二者在产业层级上形成“制造—服务—科技”的互补。

厦门自由港：港口经济与先进制造的协同发展

厦门主导产业紧扣“港口+开放”禀赋，形成“航运物流为基础、先进制造为核心、对台经贸为特色”的格局。

一是航运物流。依托厦门港，发展国际航运、保税物流、多式联运，“丝路海运”电商快线吞吐量超10万标箱，2024年港口物流产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18%。

二是先进制造。聚焦电子信息、航空维修、集成电路，2024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的65%。其中航空维修产业集聚16家企业，覆盖飞机大修、客改货、发动机维修全链条。

三是对台经贸。打造两岸集成电路合作试验区，2024年厦门占大陆对台集成电路贸易的38%；厦台跨境电商快速发展，2024年其进出口额占福建对台的52%；厦对台服务贸易稳步增长，2024年对台服务贸易额增幅为28%。

海南自贸港：“3+1”现代产业体系与战略新兴产业

近年来，海南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肯定的四大主导产业坚定不移走下去，加快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目前占全省GDP比重达67%，已成为海南经济最重要支撑。向种图强、向海图强、向天图强、向绿图强、向数图强“五向图强”正在培育壮大。免税购物、医疗、教育“三篇消费文章”成效正在凸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正在稳步推进建设。

一是旅游业。2024年离岛免税销售额超800亿元，同比增长25%，新增“担保即提”“即购即提”提货模式，吸引亚特兰蒂斯、四季酒店全球高端旅游资源入驻海南。

二是现代服务业。聚焦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本外币一体化、“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海丝中央法务区等功能平台，202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68%，其中跨境投融资便利化金融开放试点吸引380家融资租赁企业，资产规模为1500亿元。

三是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园区企业孵化器、高校科技园、中试研究基地等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反哺科技创新，形成“科技—产业—市场”的良性循环。依托“奋斗者”号母港，在崖州湾科技城打造深海科技聚集区；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打造商业航天卫星制造、发射、数据加工全产业链。2024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35%，专利申请量增加42%。

四是热带特色农业。依托“温度优势”，做好南繁种业和天然橡胶“两篇文章”，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开放合作“两个高地”，2024年全省种业产业突破140亿元，占全国的10%。大力发展芒果、榴莲等特色热带水果、深远海养殖，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接二连三”，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配套措施：硬基建与软环境的协同支撑

厦门自由港配套措施侧重港口升级、单一窗口“单点突破”，海南自贸港则注重封关工程、数据流动、立法保障“系统集成”，体现从“局部试验”到“全局治理”的升级。

厦门自由港：“硬件升级+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厦门配套措施主要围绕“港口升级”与“制度创新”展开。

一是港口基础设施。东渡码头、海沧港区改造，桥吊从2台增至百台，建设远海全自动化码头、多式联运监管中心、前场铁路物流园，2024年港口集装箱航线达185条，覆盖51国151港。

二是制度软环境。整合19个部门数据，打造“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通关时间从4天缩至1天；建设海丝中央法务区，设立厦门国际商事法庭、5家涉外仲裁机构，2024年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8位，较2015年提升52位。

三是人才保障。实施“海纳百川”人才计划，落实高端人才个税补贴、住房保障政策，2024年引进中国台湾专业人才超1.2万人，占全省对台引才的60%。

海南自贸港：“封关工程+系统治理”全面保障

海南配套措施主要以“封关运作”为核心，构建“硬件+软件”双保障。

一是封关硬件。推进25个封关项目，如环岛岸线监控、10个“二线”口岸建设，2025年8月开工海事监管基地、船舶交通管理系统2个中央事权项目，实现“20海里内船舶动态实时监控”。

二是制度软件。开展航空器、船舶维修复运免税等27项封关压力测试，完善“数据产品超市”数据要素流通平台，2025年上半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275.75亿元，同比增幅为29.1%。

三是人才与法治。实施59国免签入境政策扩容，事由扩展至商贸、医疗等。设立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出台全国首个自贸港专项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构建“诉讼+仲裁+调解”纠纷解决机制。

四是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和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信息披露、损害赔偿等制度，健全生态环保督察机制，提升及时发现问题的能力。严格落实围填海和岸线开发管控措施，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海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促进海水养殖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加快建设“低碳岛”和“无废岛”，深化“六水共治”。

 

结论与启示

厦门自由港与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既有服务“双循环”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统一性，又有“微改革”与“系统集成”制度创新的协同性，还体现出战略定位的差异化特征，本质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实践映射：厦门是“渐进式开放”的探路者，以“对台融合+制度创新”为特色；海南是“制度型开放”的引领者，以“全球对接+战略服务”为核心。二者在功能定位、政策设计、产业布局上形成“梯度互补”，厦门的“可复制经验”为海南提供实践基础，海南的“高规格政策”为厦门拓展开放空间。未来，厦门自贸片区与海南自贸港的协同发展，将共同绘就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新图景，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本文为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立项项目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