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增长
主持人
高占军 《中国外汇》（英文版）执行主编，曾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嘉宾
德怀特·珀金斯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经济系主任，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近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接受《中国外汇》（英文版）独家专访，围绕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战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持续增长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及“十五五”规划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
预见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
高占军：您是最早预见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学者之一。您的著作《中国：亚洲下一个经济巨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深入探讨了中国能否复制日本及其他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的快速发展。您在书中指出，如果政治环境支持，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将经历一场与东亚其他经济体诸多特征相似的经济社会转型。我很好奇，为何您在当时就能如此确信中国的潜力？
珀金斯：事实上，我关于这一主题的首篇发表物并非那本书。早在1981年，我就在一次论文演讲中提出，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达到6%—8%，而非当时普遍预期的3%—4%。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预测中国经济增速达到6%—8%，主要源于20世纪70年代对韩国经济的研究。我发现韩国与中国的政策存在显著相似性，包括对外贸易开放、向制造业出口转型以及农村市场自由化。韩国的实践与中国在1979—1981年的改革路径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对我而言，这个判断并不复杂。我可能是1981—1982年间唯一对中国持乐观态度的学者。
多年后，我在与托马斯·罗斯基合著的论文（发表于2008年，实际撰写于2006年）中预测，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将在10年内结束。我认为这种放缓源于中国从“追赶型增长”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型。这是自然转变，因为没有任何高收入经济体能持续保持6%—10%的增长。当前中国已跨越单纯借鉴他国经验并通过低成本复制的阶段，必须发展自主技术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高占军：您在201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未来是“硬着陆”还是长期停滞：虚假警报还是真实威胁》中总结指出，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有四大原因：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第二，投资率维持高位并稳步上升；第三，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集中在城市的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带来生产率的提升；第四，中国制造业出口高速扩张。可否请您进一步阐述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珀金斯：这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来源于关键性经济改革与市场化转型的多重合力。首先是农业改革带来的巨大变革。中国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将市场力量和居民激励机制引入农业生产，由此推动的农业蓬勃发展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次，中国出台了外贸开放政策。进口此前在中国颇受争议，进口规模一直较为有限，再加上外汇储备不足，大规模进口亦有心无力。1978年以后，中国发展了进口，又出现出口跟不上进口增长的问题。于是，中国开始认真思考提升出口，结果取得了成功。其中，中国香港在促进中国出口方面功不可没，因其非常擅长将商品销往美国、欧洲等地。此外，某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逐渐兴起。例如，中国台湾早已成为主要产鞋地，但随着工资上涨，将其大部分制鞋业转移到了大陆，仅保留设计及高附加值产业。
几乎在同一时期，农村小型工业生产开始蓬勃发展。我在1975年对此进行过研究，撰写过一本书，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农村小型工业企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色，但发展受到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阻碍。在争取中央计划拨款方面，农村地区的小型企业不具备优势。虽然其也享有一些优先权，但无法和城镇国企相比。1984年生产资料市场放开后，局面彻底改变。这项改革本意是提升国企效率，实际受益者却主要是各类小型企业，其中许多由农村工业项目演变而来。这些乡镇企业就此实现了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浪潮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1989—1991年期间有所放缓，但随后又再次加速，推动了农村地区的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市场化进程持续推进。1984年实施的价格双轨制意味着国企仍能按国家低价获取物资，而其他企业必须支付市场价格。对小型企业来说，即便市场价格更高，也远比向国家计委争取配额要强。渐渐地，企业开始优先考虑利润，更倾向按市场价格销售。包括国企在内的采购方都意识到，要想按时收货就必须支付市场价格。到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价格已占据主导。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开始引进外商投资。起初，引进的外资多为小额港资，大多流向广东等少数地区，但对早期出口推动作用显著。随着中国出口发展和外汇储备增长，中国得以进口各类高科技。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不仅引进了“半外资”性质的港资，还引进了许多其他经济体的大规模投资。这些外资的价值不仅在于资本注入，更在于为高质量生产树立了标杆。
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越南不同，中国成功摆脱了产品因质量过低无法进入西方市场的局面。其中，中国香港在提升质量标准方面贡献巨大。正因如此，从玩具、服装到纺织品等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迎来了蓬勃发展。总而言之，正是农业市场化、出口扩张、小企业崛起、市场化改革与外资引进措施的组合发力，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对2006—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的回顾
高占军：我最近在读您在2006年撰写、2008年发表的论文《截至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早在20年前，您就对截至2025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作出了预测。请您再详细谈一谈论文的主要观点。
珀金斯：这篇论文是我与托马斯·罗斯基在2006年合写的，后来作为一个独立章节，收录在由劳伦·勃兰特和托马斯·罗斯基编撰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200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篇论文中，我主要负责提供方法论框架，即运用增长核算模型，该模型主要基于罗伯特·索洛提出的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将经济增长视为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函数，这一模型也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
在进行测算时，核心问题在于，实现高增长率需要多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经济增长率部分由劳动力驱动，但更多还是依赖资本，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从当时中国的情况看，劳动力增速开始放缓，资本增长率难以继续上升（通常而言，当生产率增长大幅提升时，资本贡献往往会下降），投资率已处于极高水平。我们认为，在未来5—10年，若中国政策得当，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维持较高水平；但此后将需要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因为资本和劳动这两大增长源泉的贡献正在减弱，而中国很难达到所需的效率提升水平。鉴于支持9%的年增长率所需的生产率提升幅度显得不切实际——这甚至高于1978—2005年期间年均3.8%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纪录，我们将研究焦点放在：中国能否在2006—2025年获得足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推动经济实现年均6%—8%的增速。这个区间在截至2015年的10年间似乎可行，但在2016—2025年的第二阶段，区间上限则显得过于乐观。我们预计，2016—2025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速可能降至5%—7%，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维持8%增速所需的全要素生产率，既高于中国1978—2005年的整体水平，也远高于1995—2005年的增速。第二，历史上与当前中国经济最为相似的三个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79—2005年期间均维持了与中国类似的增速，但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3000美元（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按2005年价格衡量得出）时，其经济增速均出现急剧下滑。采用购买力平价法衡量得出的中国2005年人均GDP约为6600美元，若按每年6%—7%的人均GDP增速计算，则将在10—12年内超过13000美元。
要在2006—2015年和2016—2025年分别实现6%—8%和5%—7%的增速也并非易事，中国必须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并维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对中国将维持高投资率或高资本形成率这一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会有异议，相比之下，我们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将继续保持高增速这一观点，在当时则可能引发更多的讨论。
整体而言，本篇论文的总体观点是：在2006—2025年，中国经济将延续高速增长势头，预计其实际年均增速将达到6%—8%。尽管这远低于1978—2005年9.5%的实际增速，但20年间6%—8%的增速扩张将大幅增加中国经济的绝对与相对规模，并显著改善14亿人民的生活水平。
高占军：这篇论文中所作的预测针对的是截至2025年的20年。在20年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篇论文，您觉得哪些预测符合预期、哪些不符合预期？
珀金斯：中国经济增速确实大致如预期那样下降了，但比我当初预计的晚了约10年才发生。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在高位维持了更长时间，而后出现下降。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住房市场化改革与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结合起来分析。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从官方数据看不足40%，若按联合国体系的标准测算，这项指标会更接近40%，但与大多数经济体约60%的占比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则高达70%）。在这种消费结构下，中国的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总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维持在45%左右，部分年份甚至接近50%。世界上很少有经济体会将超过30%的GDP用于投资。
那么，中国大规模的投资究竟流向了何处？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前10余年的时期，中国主要存在两大短板领域。一是住房数量短缺，二是交通运输系统较为落后。因此，投资约有一半资金用于生产维持工厂运转的消耗品和投入品，另一半资金主要用于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恰恰是当时经济发展所亟需的，产生了较高的生产率回报。回过头来看，在过去20年，资本发挥的作用比我们预想的要大，而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的繁荣期，也比预期持续得更久。但这种模式显然不可能一直持续。
现在，中国已开始调整过度侧重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模式，相关投资必须降至可持续的水平。因此，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部分原因，是中国迈入了必须依靠自主创新的阶段。这个转型过程本身更具有挑战性，试错成本更高，也需要更长时间。当下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表现相当亮眼，正逐步主导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但这并非朝夕之事，整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当然，在这一领域，中国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要快很多，目前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其实，日本和韩国早前开始发展现代燃油汽车产业时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50—60年代时生产的汽车质量不佳，后来日本率先实现突破，韩国紧随其后，才造出了富有创新且品质优良的产品。中国如今也成功走过了那段历程。但单靠这些类型的产品，无法实现9%的年增速。
经济增速放缓是否为普遍现象
高占军：许多经济体都曾经历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但高速增长期能持续超过20年甚至30年的非常罕见，而中国的高速增长则持续了近40年。您在论文《截至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中预见了中国经济增速最终会放缓，就像许多其他同样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一样，而中国的这种放缓似乎比您预计的要晚一些。请您再谈一谈其他经济体的相关情况。
珀金斯：各经济体经济增速的下滑有急有缓。中国的增速下滑偏缓，而日本则是急剧下滑。日本经济曾一度持续向好，但在1973—1974年出现了快速下滑。有人或许会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欧佩克抬高油价，但那并非真正的原因。日本经济增速直接跌到了5%左右，此后一蹶不振。韩国的情况和日本类似。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因国际收支平衡问题遭受重创，经济增速出现了急剧下滑，但很快韩国经济增速便出现回升并达到更高水平。大约在1999—2000年，韩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但紧接着出现急剧下滑。此后韩国经济增速主要维持在2%—3%的水平。
高占军：我读过您的文章后有一个印象，经济放缓似乎是所有经济体都会遭遇的普遍现象。事实是否如此？
珀金斯：在那篇文章中，我仅对比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结果发现，按2000年时的价格计算，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人均GDP达到约13000美元时都出现了放缓。
我和巴里·艾肯格林以及一位韩国经济学家申宽浩合著了一本有关韩国经济增长的书：《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出版于2012年，那本书关于增长的分析更为详尽。在那本书中，我使用的方法与分析中国时采用的方法完全相同。我们比较了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速，分析了大部分经济体的情况。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放缓了，方式各有不同，但并非都在人均GDP处于13000美元时开始下滑，而是有一个数值区间。整体而言，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普遍在人均GDP处于13000—18000/19000美元时开始放缓。英国经济增速虽然在工党执政期间就已放缓，但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期间又提振了经济，因此英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时间要出现得更晚一些。
后来我在撰写2013年出版的《东亚发展：基础和战略》一书时，剔除了德国这类二战后经历恢复性增长的欧洲经济体，因为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在战后迎来了井喷式增长。我仅选取那些没有这类背景的经济体进行比较，一方面是想要一些差异化的数据，另一方面在于德国等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与那些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而后再放缓的经济体相比，情况有所不同。
高占军：因此，您的研究结论是，经济增速放缓不仅是一种区域性现象，也是各经济体在某一发展阶段都会遭遇的普遍现象。
珀金斯：是的，没错。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原因
高占军：关于中国自2012年以来的GDP增速放缓，您在201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未来是“硬着陆&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