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征关税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投变化

“特朗普1.0+拜登”时期,美国主要将关税战矛头对准中国,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下称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加速向东盟等地区转移。“特朗普2.0”以来,美国对全球加征“对等关税”,并通过提高原产地标准等方式构建新的贸易壁垒,我国制造业全球产业链布局出现边际调整。短期看,美国对东盟国家征收不同“对等关税”将导致我国部分制造业将投资转移至“对等关税”较低的东盟国家；中期看,我国与其他经济体关税差距扩大可能推动更多制造业中上游环节转移至境外；长期看,大国竞争带来的产供链竞争可能推动境内企业更多在拉美与中东等终端市场或周边地区投资。

“特朗普1.0”之前：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集中流向发达经济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发达经济体在“内忧外患”下出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倾向。不过,此时全球经贸投资往来总体仍保持全球化特征,行政干预对全球经贸投资的冲击相对较弱。我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双边经贸投资活动快速增多。我国制造业已具备一定全球竞争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境外转移需求增多,加之企业发展壮大后国际化经营的需要,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年均规模较本世纪初扩大近八倍。至特朗普第一任期前（2013—2017年）,我国制造业资本金对外投资年平均规模上升至超百亿美元。

这一阶段,发达经济体是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主要包括对外投资建厂以及通过第三地离岸金融中心间接对外投资两大模式。其中,间接对外投资的“中转站”主要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维京群岛、开曼群岛四大离岸金融中心（卢森堡、瑞士以及英国等金融业较发达的地区也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资金中转作用）。除这些地区外,美国是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单一经济体。据估算,2015—2017年我国制造业对美投资在对我国制造业对全球对外直投（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测算的我国对各经济体制造业投资在我国对全球制造业投资的占比均不包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中占比接近四成,同期对德、日、韩、荷、法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直投占比则均不超过一成。此外,东盟等周边劳动力成本较低地区也是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这一时期我国对东盟的投资占比约两成。

技术密集型行业是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因劳动力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考量因素,其对外投资活动往往选择人工成本较低的新兴经济体。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依靠研发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是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其往往选择技术领先、研发创新能力较强、人才储备丰富的发达经济体进行投资。在“特朗普1.0”之前,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占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约五成至六成。

“特朗普1.0”以来：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新特点

一是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任期内,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的平均水平约18%。其中,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加征关税的幅度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对我国的纺织服装和玩具等商品加征关税幅度在1%—7%,但对机械、电气设备、交通工具等商品加征关税幅度则普遍超过20%,新能源汽车等我国具备技术优势的商品更是被加征50%—100%不等的关税（见表1）。加之“特朗普1.0”之后,外资跨国公司大力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策略,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有所加速,2024年对外投资规模接近“特朗普1.0”之前的两倍。

二是我国制造业对美投资总体缩小,对东盟等新兴经济体投资上升。2024年末拜登任期结束时,我国对美国新增制造业投资在对全球新增制造业投资中占比下降至不足两成,对德、英、法等欧洲主要经济体新增制造业投资占比也不同程度回落。同期,为了应对全球经贸环境的变化,境内企业加速在东盟等周边地区布局,对东盟制造业投资占比大幅上升至四成左右,形成“境内生产中高附加值中间品、东盟组装成品出口”的全球化经营模式。与此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助推下,我国对沙特、土耳其、匈牙利、巴西等国制造业投资占比也不同程度上升,新兴经济体成为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

三是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在海外加速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