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推动金融国际化以助力中企全球化

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需要更好立足实体经济运行。中资企业（下称中企）全球化不仅是金融开放的重要服务对象,更是人民币国际化得以持续推进的真实使用场景和内生动力来源。但在实践中,中企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错位。当前,中企全球化进程明显提速,其全球化方式正由以出口贸易为主,转向以绿地投资、供应链布局和属地化经营为特征的深度“出海”。在这一过程中,跨境支付效率、境外融资可得性以及财税合规服务等,逐步成为影响中企海外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我国金融服务体系国际化进程相对滞后,离岸人民币市场广度、深度不足,中资金融机构海外服务网络与综合能力亦难以匹配中企现实需求。笔者以中企全球化为切入点,总结主要经济体全球化经验,系统分析中企“出海”的内外动因与现实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在实践层面面临的关键约束及相应的政策路径。

全球三元分工体系的重构与逻辑范式转向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形成由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三元分工体系。其基本运行机制为,消费国依托资本市场与制度优势负责市场需求与规则,生产国依托产业配套与规模效率承接制造环节,资源国依托能源与关键矿产供给支撑上游投入。这一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以效率最优为导向,实现跨国配置要素、降低成本和扩大贸易的正向循环。

目前,全球三元分工体系面临“结构未变、逻辑在变”的挑战,效率不再是唯一目标,安全与韧性成为影响全球化分工的重要变量。消费国层面,2017年以来尤其是新冠疫情冲击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和产业政策工具,主动重塑供给结构,试图将关键制造能力回流本土或转移至盟友国家。例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通过一揽子税收抵免和本土化要求,直接服务于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动力电池等产业链的本土重构。生产国层面,全球制造呈现出梯度转移与能力升级并行的新格局：一方面,在成本与地缘因素驱动下,部分劳动密集型和中低端制造环节从中国向东南亚等新兴制造业国家有序外溢；另一方面,中国正加速向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链中上游攀升。资源国层面,传统资源型国家希望摆脱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的“资源诅咒”,对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需求明显增强。例如,中东和非洲等地区国家在吸引外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通过招商引资推动本土制造业发展和产业链延伸,而非仅停留在资源开发层面。总体而言,各经济体对工业化的诉求呈现同步上升态势,这也为中企通过全球化布局参与新一轮分工重构提供了现实基础。

企业全球化国际路径经验

从主要经济体发展历程看,企业全球化是各国应对分工结构变化、重塑比较优势的重要工具。其中,美国、日本的经验具有较强代表性。

美国路径：资本驱动与技术控制下的分工主导

美国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资本控制和技术霸权实现全球资源的整合。美国在二战后主导两轮产业转移,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要素最优配置。其核心职能是保留研发、设计与品牌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将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外迁至成本更低的地区,并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占据高端位置。这一进程中,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与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关键制度支撑。一方面,美元作为全球主要结算和投资货币,显著降低了美国企业跨境交易成本并弱化了其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发达的离岸美元市场与主权信用体系,使美国企业能够在海外扩张过程中实现低成本融资和高杠杆运作。此种“产融结合”模式,使美国即便在制造环节外移的情况下,仍能持续获得可观的海外资产净收益,维持其在全球三元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日本路径：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的结构转型

日本在内外约束加剧背景下,主动进行战略选择,通过企业全球化重塑增长模式和收入结构,其路径与机制对当前中国尤具现实借鉴意义。从发展阶段看,中国在要素成本变化、外部环境趋紧和内需结构调整等方面,亦呈现出与日本当年相似的结构性压力。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系统性约束,叠加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内需不足,单纯依靠贸易扩张已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86年发布《前川报告》,明确提出由“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转型,大力支持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重建产业体系。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测算,自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OFDI）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由1993年的约0.3%上升至2008年的约2.2%,对外投资逐步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外延动力。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区域和主体层面均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路径。一是行业结构上,由制造业主导逐步向非制造业扩展。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历年发布的《海外直接投资统计》显示,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比由1993年的31%上升至国际金融危机前的50%,高端制造业占比超过30%；国际金融危机后,非制造业投资比重反超制造业,向服务体系“出海”深化。二是区域布局上,由集中向多元化演进。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成长,日本对外投资逐步向多元化布局演进,投资动机由单一成本驱动转向市场与成本并重。三是主体结构上,由大型企业主导向中小企业参与扩展。日本早期对外投资主要由丰田、日立、三菱等大型制造企业引领,随着企业全球化体系逐步成熟,近年来日本中小企业成为新的“出海”增长力量,推动日企全球化由少数龙头企业“出海”向产业链整体“出海”转变。

日企全球化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均产生显著成效。宏观上,日本成为少数国民总收入（GNI）长期高于GDP的发达经济体,GNI超过GDP的比值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0.7%上行至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接近3%,近年来保持在约6%,海外投资收益已成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微观上,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历年发布的《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显示,1990—2007年,海外分支机构销售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由7%上升至15%。同时,就投资收益而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稳定在5%以上,显著高于日企本土投资平均约2%的利润率。

日本“投资立国”战略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政府在制度、服务和金融支持方面的系统性配合。一是推行投资自由化政策。日本政府通过广泛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签署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开发援助等方式,改善日企对外投资环境并加强与东道国的政策协调。二是提供投资服务。日本政府建立“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协同的联合服务体系,为日企提供覆盖投前、投中、投后的全生命周期支持,降低企业“出海”的不确定性和制度性风险。三是提供融资和技术援助。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如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等）和技术援助等方式,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能力,并增强金融机构对日企全球布局的金融服务保障。

中企全球化的阶段演进与现实特征

中企全球化是内外因共振的必然选择

从内因看,一方面,中企已具备向全球输出高效产能的技术底气。中企经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二十余年的发展,已完成从规模扩张向能力积累的关键跃迁。长期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使中企在制造组织、成本控制、工程能力和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形成系统性优势,部分行业和龙头企业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已具备对外输出条件。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与内需饱和构成强制性的外推力。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和要素成本上升,使部分产业难以仅依托国内市场实现持续扩张,叠加内需增长阶段性放缓和“内卷化”竞争加剧,中企须通过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延展增长空间。从外因看,一是应对全球供应链的“去风险化”挑战。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传统中国制造、全球外销模式正面临美欧加征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挑战。二是顺应供应链深度本土化的要求。美欧等经济体收紧监管政策和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审计准则,要求核心零部件实现本地化供应,这迫使中企必须实现从“商品出海”到“产能出海”的转变。由此,企业全球化逐步由可选项转变为必选项。

中企全球化进阶之路

中企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一是市场布局从发达市场向新兴市场延伸。受大国博弈和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资出口企业主动推进市场多元化布局,将业务重心逐步拓展至欧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