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场“绿色升级”

当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央行都在努力开发本国的数字货币,并且不断推动跨境支付创新。根据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长期跟踪研究,目前有137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经济总量合计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8%。全球央行数字货币试点项目数量已经达到49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其中表现最为活跃,对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和印度的数字卢比分列全球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规模的前两位。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暂停美国所有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但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参加国际清算银行发起的阿格拉项目（Project Agorá）等批发型跨境支付的国际合作。欧洲央行以数字欧元试水为抓手,目的是巩固并提高欧元的国际地位。这一系列事件说明央行数字货币已从技术性金融创新转变为各国争取国际货币话语权和制度性影响力的关键手段,依靠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本币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球货币竞争的新焦点。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正从效率、安全和价值理念三个方面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并提出要进一步“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笔者认为,数字货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和绿色发展目标一起出现在国家战略文件中,为人民币从工具性货币跃迁为具有价值导向的国际货币,搭建了清晰的制度框架,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

在此战略框架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落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无损、合规、互通三原则已经成为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安排的通行准则,并在此基础之上初步形成了以数字人民币为核心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基本建成多元化渠道、覆盖范围广、安全高效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在移动支付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升级后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同不断扩大的数字人民币试点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协同关系。一方面,CIPS是成熟的跨境支付清算网络,给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流通提供了清算结算基础设施以及一般性的合规框架与流动性支持。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依靠可编程性、可追溯性等技术特点在绿色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等领域进行支付方式的创新试验,既丰富了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的层次结构,又为CIPS迈向更智能高效的新一代支付系统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全球南方的发展需求来看,效率和安全是成为国际货币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但是仅仅依靠技术性优势,并不能支撑起国际重要货币的地位。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一种真正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国际货币,必须超越单纯的功能属性,与时代议程实现深度融合,在制度层面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正逢其时地给人民币赋予了鲜明的时代价值定位。在气候变化治理由技术性难题变成全球公共治理焦点的当下,人民币若能在不断巩固支付功能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同时,肩负起推动绿色转型的价值使命,那么其所展现出的国际竞争力将表现为一种更具长期黏性的制度性吸引力,而不只是成本和效率优势。把碳中和目标全面融入数字人民币网络当中,这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个功能或者应用方向,而是要给人民币走向世界打通一条全新的绿色航线,这是货币战略从单纯的技术升级迈向价值重构的关键转折点。

人民币国际化叙事的新维度

2025年11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经过艰难谈判之后出台了加强全球合作的一揽子关键成果文件,在重申和细化《巴黎协定》所确立的全球气候治理共识的同时,设定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升适应资金支持的阶段性目标,并且将反对单边贸易壁垒纳入气候成果文本当中,还推动创建保障发展权的公正转型工作机制等。这些成果说明全球气候治理已经从政治宣示全面转向了机制建设和执行阶段。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制度创新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可信度来引导跨境气候资金流动,就成为推进机制落地的关键问题。

但长期以来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在政治宣示与实际履约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未能足额兑现气候融资承诺明显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信心。而现有绿色金融体系也存在着结构性缺陷——绿色分类标准高度分散,市场在地域和监管上呈现出明显的割裂态势,资本跨境流动要承担高昂的合规、信息和交易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规则不一致,资本不能按照全球减排的边际效率原则自由配置,“洗绿”“漂绿”行为随之产生,这又进一步动摇了市场对绿色金融发展前景的信任。跨境投资所遭遇的复杂且高度不确定的制度环境,既大幅提升了机构投资者的尽职调查成本,又加重了跨境投资的法律及声誉风险,从而缩减了面向长期项目,特别是面向全球南方地区的基础设施与能源转型项目的私人资本供给空间。其结果就是,包括多边治理机制和可持续金融标准体系在内的现行国际体系,不能提供足量的公共资金,也未有效组织私人资本将其转化为可持续、可核验的减排成果。公共融资缺口与治理结构碎片化成为制约全球气候行动规模化推进的关键结构性约束。

在全球气候治理碎片化以及公共资金供给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定义绿色,由谁来认证绿色”已经成为资本跨境流动和配置效率的重要制度性问题,并正逐步成为新一轮金融规则争夺战的重点。中国已经建立起全球规模领先、体系较为完整的绿色金融市场。截至2025年6月底,中国的绿色贷款余额约42.4万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2.2万亿元人民币,两项数据均处于世界前列。但目前大量的绿色资金还是通过传统银行和资本市场渠道进行跨境流转,没有与数字人民币等新型支付基础设施形成系统性的结合。这一结构性脱节的背后其实蕴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实现战略跃升的机会,需要依靠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积累的规模优势和操作经验,把人民币支付网络升级成绿色赋能型基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