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背景下的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中美博弈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最大结构性变量。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出口管制与资本审查相继升级，美国通过“脱钩”与“去风险化”政策，试图重塑全球供应链秩序。但中国凭借庞大的市场体量与完善的产业配套，仍保持着对周边国家和全球跨国公司的强大吸引力。这种博弈态势使得全球投资流向出现分化与重构，第三方国家企业在海外投资布局中往往不得不考虑“地缘政治成本”。

韩国是受中美博弈影响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韩国在安全与防务领域与美国紧密绑定；但在经济上，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重要投资目的地。韩国的三星、LG、现代等跨国公司均在中国深度布局，从制造到研发形成完整产业链。这种双重依赖使得韩国在战略选择上格外敏感。一方面，美国要求其在技术安全与产业链重构上更多地“选边站”；另一方面，中国对韩国投资开放程度与市场潜力仍然不可或缺。

基于这一背景，韩国政府和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定位：既要保障国家安全与盟友合作的政治需求，又要维护企业全球竞争力与经济利益。如何在经济与安全之间实现平衡，如何通过多元化与产业升级提升长期韧性，成为韩国学界与政策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中美博弈背景下的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与结构变迁

第一，从投资动机上看，呈现出显著的“安全驱动型”投资特征。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政府主导，带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型”投资特点。经过20多年的海外投资实践后，韩国跨国公司开始向东南亚设立生产工厂，投资规模也开始迅速扩大。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也逐步转向“市场寻求型”。进入21世纪后，韩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投资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是全球新冠疫情结束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壁垒高筑，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转向“安全驱动型”。目前韩国海外公司的销售额中，当地销售比重上升，而出口第三国的比重下降，呈现出“本地化生产、本地化销售”模式。由于美国设置严格的贸易壁垒和原产地规则，韩国企业选择将工厂迁至美国，以获得市场准入资格。这种为了保住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投资，具有强烈的防御性质。同时，韩国企业通过在美建立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基地，意在嵌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技术联盟，防止在未来技术标准制定中被边缘化。韩国已成为全球第十大对外投资来源地，2025年前三季度，韩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达到474亿美元。

第二，从投资区位选择来看，韩国正向全球布局多个“替代性生产基地”。2020年后韩国对外投资在地域上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见图1）。一方面，韩国持续加大对美投资，尤其是半导体、汽车、电池等高端制造业。韩国对美投资占比从2018年的21%激增至2024年的34%；另一方面，韩国对华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对华投资占比从2018年的9.3%下降至2024年的2.9%，但存量方面依然较高。此外，东南亚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逐渐成为韩国在东盟的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对象，2024年韩国对三国投资占对东盟投资总额的81.20%。其中，越南表现最为稳定，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其占比多年占据30%以上的份额，2018年甚至达到49.3%，是韩国企业在东盟制造业基地中最核心的国家。这既是韩国的“中国+1”战略的体现，也是对美国出口管制的规避。

在越南，韩国企业既可享受《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优惠关税，又能适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地规则。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与商业枢纽，也吸引了韩国跨国公司的投资，且其占比保持稳定。印度尼西亚是另一个受韩国企业青睐的新兴投资市场。2018年韩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6.8亿美元，但随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在2023年印度尼西亚以22.8亿美元超越新加坡和越南，一度成为最大的韩国企业投资目的地。韩国企业通过多个生产基地、多元化合作伙伴和跨区域资源配置来避免被单一市场或规则体系锁定。

第三，投资产业重心向技术密集型战略产业跃迁。从产业层面来看，随着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心从传统的纺织、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技术密集型战略产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是“BBC”产业（Battery—电池， Biology—生物， Chip—半导体）。以三星电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投资的晶圆厂、LG集团子公司（LG Energy Solution）与SK集团子公司（SK On）在北美各地与通用、福特等汽车企业合资成立的动力电池工厂为代表，这些动辄数十亿美元的绿地投资项目，构成了韩国新一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这表明，韩国的投资意图已不再是寻找低成本生产基地，而是为了控制核心技术的产业链。

从图2可以看出，电子精密制造业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行业，其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远高于其他行业，2025年达到38.1%。其次为汽车装备制造业，2025年该行业的比重达到18.1%。在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中，波动最大的是石油化学，2022年上升至14.2%，2025年又回落至7.6%。需要指出的是，自2010年以来，以三星、LG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将海外并购作为保障关键产业链的重要手段，推动高频、高额与精准投资。过去10年，两家公司完成的近20起重大交易几乎全部指向海外，多数为美国和欧洲的高新技术企业，单笔收购金额最高达到80亿美元，堪称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史上最激进的10年。

韩国企业海外并购表现出极强的“技术饥饿症”。他们并购的目的不是扩大产能或抢占市场，而是直接买下前沿技术、核心专利和顶尖团队。无论是三星电子收购以色列相机技术公司Corephotonics、美国微显示制造商eMagin，还是LG电子收购以色列网络安全服务商Cybellum，本质都是为了快速集聚技术与产能，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链生态。

美国介入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与影响

中美博弈已深刻影响全球投资布局。作为高度依赖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型经济体，韩国不可避免受到影响。美国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影响韩国对外直接投资。

第一，实施诱导性产业政策。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美国打破了过去数十年崇尚的新自由主义不干预原则。这些法案不仅提供巨额补贴吸引三星电子、SK海力士、现代汽车等韩国半导体与新能源电池巨头赴美投资，更关键的是设定了严苛的“护栏条款”。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人为改变边际投资收益率的手段，迫使韩国企业在接受补贴的同时，必须承诺限制其在中国的先进制程扩产。这实际上是对韩国资本流向实施了“排他性锁定”。

第二，通过长臂管辖与出口管制对韩国企业进行约束。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对华投资设限，并要求韩国配合。通过修订《出口管理条例》，美国实际上掌握了韩国企业技术升级的“闸门”。由于韩国核心技术与设备依赖美国知识产权，美国将本国政策内化为韩国企业的合规成本。这种介入使得韩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