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金融结构优化 加快金融强国建设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同时也要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明确将优化金融结构与发展直接融资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抓手。这一部署意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减轻实体经济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风险共担的资本支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度与韧性，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的核心构成，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长期以来，推动直接融资加快发展是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立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结构也随之不断优化升级，直接融资占比持续攀升。笔者主要分析我国金融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金融结构持续优化的未来趋势，提出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的针对性举措。

我国金融结构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

近年来，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动下，我国直接融资占比稳步提升，融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增量结构看，2024年间接融资占比由2023年的60%降至49.9%，自有社会融资统计以来首次低于50%。2025年我国间接融资新增16.1万亿元，首次低于直接融资增量，间接融资占比降至45.3%，首次低于直融占比，这标志着我国金融结构从“间接融资主导”向“直融与间融协同”转型迈出了重要步伐。从存量结构来看，截至2025年末，间接融资存量占比65.2%，仍占主导地位；直接融资占比32.0%，较2019年末累计提升了4.7个百分点。直融增量占比的反超趋势已初显，预示着我国金融结构将进入长期优化阶段（见图1）。

当前我国金融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具体表现为居民信贷收缩、企业信贷增长放缓而直融提速形成补充、政府融资快速扩张等重要特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内部结构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异特征，前者以债券融资为核心支撑，而债券融资的增量则以政府融资为主，后者仍以企业人民币贷款为主导，居民部门信贷大幅减少。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债券融资凭借其稳定性、灵活性优势，成为直融增量的主要贡献项。2025年纳入直融统计范围的实体企业债券净融资2.4万亿元，规模连续两年扩大。2025年5月金融监管部门创设债券市场“科技板”，科创债、绿色债等特色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长，全年分别发行了1.8万亿元与1万亿元，债券融资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尤其需要重视的是，2025年政府债券净融资13.8万亿元，是2019年的2.9倍，连续四年快速上涨。政府债券融资“领跑”直融，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发力，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不断扩大。

政策驱动下股权和股票融资恢复性发展。2024年末之后，我国资本市场支持政策力度明显加大。2025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新增4763亿元，同比多增1863亿元，占直融增量的1.3%，虽然占比较低，但增速较快。2025年科创板、创业板首次公开募股（IPO）募资规模超过沪深主板。北交所融资规模稳步提升，重点服务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定增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超过148家上市公司增发，募集资金超过7900亿元，同比增长455%。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政府产业基金等形式的股权融资稳步发展。2025年私募股权投资中有限合伙人出资金额达1.8万亿元，同比增长40%。产业基金规模也在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产业类、创投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类等政府类基金募集目标规模约14万亿元，认缴规模约8.5万亿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

间接融资规模增速结构性放缓。人民币贷款是我国间接融资的核心组成部分，2025年我国对实体经济发放贷款15.9万亿元，同比少增1.1万亿元，占社融增量的44.7%；虽然仍是社会融资的主力，但增速较上年大幅放缓，占社融增量的比重也较2022年末下降了20.6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实体经济对传统信贷的依赖度在大幅降低。分部门来看，居民信贷增量下降明显。2025年全年居民信贷新增4417亿元，同比大幅少增2.3万亿元。企业部门信贷增长相对平稳。2025年企业部门信贷新增15.5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但仍低于近三年均值16.4万亿元（见图2）。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贷款、科技型企业贷款增速较快。2025年末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4%，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9.8%；而房地产开发贷余额同比下降3.0%，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8%，增速持续低迷；新兴产业信贷高速增长，传统部门信贷明显收缩。银行表外融资业务有所恢复。2025年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新增约5000亿元，对表内信贷形成较好补充（见图3）。

金融结构重大转变的主要推动因素

我国金融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多重因素长期叠加、协同作用的结果。本质上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市场需求变化的适配性调整，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成果，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直融占比上升的核心底层逻辑。近年来，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从投资驱动、传统产业主导向创新驱动、新兴产业主导转型，产业结构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迭代升级。这种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直接推动了融资需求的结构性调整，凸显了直接融资的适配性优势，导致直融占比持续上升。一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信贷需求收缩。近年来，传统产业的产能利用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投资意愿持续下降，以信贷为主的融资需求不断收缩。而“双碳”目标下，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更是面临着节能减排、产能压降的压力，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能优化，但其盈利空间有限，偿债能力偏弱，难以获得充足的银行信贷支持，倒逼企业更多寻求直融支持。二是房地产行业深入调整，融资需求大幅收缩。银行信贷具有风险偏好低、对抵押物要求高的特点。长期以来房地产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信贷、信托贷款等间接融资形式，在银行信贷中的比重较高。随着房地产行业深入调整，其融资需求大幅收缩；同时居民购房需求疲软，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大幅放缓（见图4）。三是科技产业崛起催生大量直融需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高、轻资产的特点，难以满足银行信贷投放标准，却与直融的适配性极高，其风险收益特征与直融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科技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产业倾斜，也推升了科技产业的直接融资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发力，是我国直融占比上升的关键驱动因素。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多种方式引导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倾斜，迅速扩大了直融规模。一是大规模发行政府债券。2025年政府债券发行26.3万亿元，同比多增约4万亿元（见图5）。二是设立多项政府引导基金，带动社会资本参与直融。近年来，我国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多项基金，各地政府纷纷跟进。截至2025年末，政府产业类和创投类基金（不含PPP类）已认缴规模超过6.4万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过30万亿元，有效推动了直融资源向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倾斜。三是税费优惠政策推动直融发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直融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直融融资成本，如对重点领域债券融资增加发行费用补助、提供利息贴息、进行担保分险等。

社会融资需求升级，出现结构性转变。一是中长期资金需求上升。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企业的发展重点从扩大产能以实现短期盈利转向了技术创新与持续盈利，需要大量的长期资金支持。股权、债券等直融能够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更符合企业转型升级时期的资金需求。二是企业存在降杠杆的需求，权益类融资成为重要途径。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实体企业杠杆率为174.6%，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高水平。企业降杠杆、优化债务结构的需求较为迫切。权益融资能够增加企业的所有者权益，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三是地方政府化债工作加快推进，地方债务规范化管理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