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数字人民币发展 支持“一带一路”跨境支付

我国数字人民币（e-CNY）技术全球领先，而传统跨境支付体系存在诸多痛点。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跨境支付效率，一方面可以有效应对逆全球化，促进区域人类福祉提升，另一方面可以借助新的货币形态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央行数字货币（CBDC）包括零售型和批发型。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应用重点是批发型CBDC，即多边货币桥（mBridge），未来可重点吸引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加入，以释放其潜在网络效应。

提升“一带一路”跨境支付的背景

应对逆全球化的潜在金融风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加速演进，这为推动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跨境支付中的使用带来发展机遇。从历史上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8年的中美经贸摩擦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在不断加剧逆全球化。2025年12月4日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25）》表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西半球并重申门罗主义，客观上为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新的机遇。

不同于美国战略转向是为了寻求地区霸权，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互联互通水平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跨境支付是金融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是促进贸易联系、提升各国经济福祉的关键。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拥有全球约2/3的人口，加强跨境支付进而促进人类福祉提升具有广阔前景。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的战略威胁以及过往采取过的金融制裁行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动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具有必要性。传统跨境支付依托“委托行—代理行”模式并依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报文系统，这容易成为欧美经济体实施金融制裁的手段；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既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跨境支付备选方案，也基于多边货币桥的技术使得支付体系更加透明平等。

顺应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推动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跨境支付中的使用，是顺应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抓手。在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始终面临“特里芬难题”，经常账户和财政“双赤字”依赖美国国债“借新还旧”，金融危机的负外部性以及美元“武器化”操作使得美元资产全球吸引力下降。全球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进展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份额改革，都反映了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变革。与此同时货币自身形态也在向数字货币演进，尤其是法定稳定币锚定法币的特征使其不仅在加密市场内部流通，还向跨境电商、汇款等领域渗透，逐渐成为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国际清算银行呼吁各国央行加速推进央行数字货币以应对私人加密货币的挑战。我国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加快推进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发展多边数字货币桥平台。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除了认同国际清算银行的理念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既防止SWIFT作为国际金融基础设施被“公器私用”；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不谋求数字世界霸权。以数字人民币支持“一带一路”跨境支付，可以改变传统跨境支付的低效率状态，便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互联互通，顺应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数字人民币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应用路径选择

数字人民币包括零售型和批发型两类。零售型CBDC是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数字形式的央行货币凭证，主要用于流通中现金（M0），具有法偿性，目前也已扩展到狭义货币（M1）范围，其价值与人民币的纸钞和硬币等同，其本质是数字现金。批发型CBDC的本质是创新型支付清算模式。以下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特点讨论两种类型数字人民币的应用路径。

零售型CBDC

零售型CBDC是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与传统银行账户体系融合互通，旨在提高支付效率、降低支付成本、增强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普惠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截至2025年11月末，数字人民币应用程序（APP）开立个人钱包2.3亿个，各试点地区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金额16.7万亿元，交易笔数34.8亿笔。

零售型CBDC的主要应用场景在境内，虽已具备跨境支付的条件，但其跨境使用进展较为缓慢，目前在中国香港的试点较为成熟，其他地区还未有实质性进展。零售型CBDC在其他地区跨境使用进展缓慢的根源是其作为数字现金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任何两个数字货币钱包之间都可以发起点对点交易，其境外使用意味着货币主权的域外扩张；高效的数字化手段一方面意味着支付便利性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数字现金的域外扩张能力远强于传统现金。除了货币主权受到侵蚀外，零售型CBDC可控匿名的特点意味着东道国居民和商业信息的流失，这是其在境外发展遇阻的另一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5）》提出，研究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推动零售型CBDC在“一带一路”跨境支付中的使用，其核心逻辑在于精准破解传统跨境支付的体系性痛点，并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内生需求形成战略协同。一是从微观层面看，传统跨境支付依赖漫长的代理行链条，导致周期长达3—5天、费率高企，严重侵蚀了中小微企业的利润；而零售型CBDC凭借“支付即结算”的特性，通过点对点设计将交易压缩至秒级、成本降至极低，有效解决了高频小额贸易的效率与成本难题。二是从普惠金融角度而言，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零售型CBDC以数字钱包为载体，可低门槛地将大量无银行账户人口纳入现代支付体系，弥合数字鸿沟，实现区域互联。三是在交易信任层面，其可编程性允许内嵌智能合约，实现“货到款清”的自动化执行，增强资金流与物流的透明度。

要扩大零售型CBDC的跨境使用，须考虑到其数字现金的本质特征，在跨境使用中遵循如下原则：一是不应成为强势货币侵蚀弱势货币的工具；二是在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方面与东道国取得一致；三是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方面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