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竞合六大新趋向
关键矿产是指对一国国家安全、经济命脉、产业竞争及绿色转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由于资源稀缺、地理分布集中、供应链脆弱或技术瓶颈等原因而面临供应风险的一类矿产资源。其范畴通常涵盖稀土、锂、钴、镍、石墨、镓、锗等，是支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发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材料。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回归的双重变奏，正将关键矿产推向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场域。关键矿产战略价值正经历从经济商品到战略武器、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从商业竞争到国家安全的范式转换。全球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竞合格局呈现六大新趋向：战略导向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政策工具从“市场机制”转向“政府主导”、合作形态从“多边协调”转向“阵营化博弈”、竞争焦点从“资源争夺”转向“全链控制”、博弈逻辑呈现“对抗性”与“共存性”并存、治理体系从“西方主导”转向“多元共治”。面对这一变局，我国需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强化国内资源保障、深化国际资源合作、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优化政策制度环境、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系统施策，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当前关键矿产战略价值凸显
经济价值：全球能源转型与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拉动
关键矿产正经历从传统工业原材料向战略资源的历史性跃升，这一转变源于全球能源转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双重推动。国际能源署《全球关键矿产展望2025》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主要能源矿产需求强劲增长，锂需求同比激增近30%，远超本世纪10年代约10%的年均增速；镍、钴、石墨和稀土需求增长6%—8%。在净零排放情景下，到2040年锂需求将增长8倍，石墨增长4倍，镍、钴和稀土元素需求翻倍，铜需求增长50%。到2040年，关键能源转型矿产的合计市场价值将超过7700亿美元，其中锂市场规模将扩张至23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铜的第二大市场。
从产业支撑角度看，关键矿产已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替代的基础材料。锂、钴、镍、石墨、铜支撑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稀土元素支撑风电设备制造，镍、锗、铟支撑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EVtank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2354.2万辆，拉动我国国稀土永磁材料总需求超过30万吨。可以说，没有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就没有现代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
地缘政治价值：大国在资源富集区的战略角逐
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地理集中性使其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0—2024年全球主要关键矿产前三大生产国市场集中度由约82%提升至86%，供应格局高度集中引发美欧深度战略焦虑，大国围绕非洲、拉美、印太等资源富集区的战略角逐日趋白热化。
非洲中部成为博弈焦点。2024年刚果（金）钴供应量占全球76%，同时拥有全球15%的铜矿资源，战略地位无可替代。2025年12月，美国与刚果（金）签署战略伙伴协议，以安全合作换取矿产开发准入，且美刚协议要求刚果（金）任何配额变更须通知美国，凸显大国博弈对资源政策的影响。2026年2月，美国支持的投资基金拟收购刚果（金）核心铜钴资产40%股份，意图直接控制战略资源。刚果（金）明确表态将借助大国竞争获取最大利益，凸显资源国在大国博弈中的议价能力提升。
运输通道成为战略抓手。美欧积极推动“洛比托走廊”建设，将刚果（金）加丹加省和赞比亚铜带省的核心矿区与安哥拉大西洋港口连通，试图从物流路径上分流传统东向供应链，实现供应链地缘性重构。美国已承诺投资近40亿美元，意图将非洲中部关键矿产流向硬性扭转至欧美市场。
拉美与印太地区同步成为争夺前沿。美国通过“近岸外包”策略拉拢智利、阿根廷、印尼等国构建替代供应网络，大国竞争已从单纯资源获取，扩展至通道控制、规则制定等全方位博弈。
主权价值：资源国政策管控与议价能力提升
伴随关键矿产战略价值上升，全球资源民族主义明显抬头，资源国通过出口管制、本地加工要求、股权管控等方式强化主权，从初级原料出口方向价值链深度参与者转变。
为推动产业链本土化并将资源收益留在本土，刚果（金）宣布暂停所有钴产品出口，导致2025年该国钴产品出口降至4.45万吨，同比减少约80%，供应急剧收缩推动全球钴价大幅上涨。印尼作为全球第一大镍生产国，持续收紧产量配额、出口管理与冶炼厂审批，2026年计划大幅降低产量目标并修订定价公式征收特许权使用费，全面强化资源控制。2026年2月，津巴布韦宣布立即暂停所有原矿及锂精矿出口（含在途货物），将原计划2027年的禁令提前执行，仅允许拥有采矿权和选矿厂的企业申请出口。2025年5月，几内亚撤销51家矿业公司采矿许可证，12月立法通过出口关税上调方案并于2026年1月正式执行，强制要求本土加工以推动产业链转型。
资源国政策管控的强化正在深刻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这种“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相互影响、蔓延至非洲、拉美、亚太等地区的系统性趋势。资源国正通过主权诉求最大化获取发展主动权，其政策工具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转向主动塑造供应条件，全球关键矿产治理的权力结构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变。
安全价值：供应链脆弱性与风险长期化
关键矿产对国家安全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同时供应链呈现显著的结构性脆弱特征，安全风险呈现长期化、复杂化趋势。
从国防安全角度看，导弹系统、雷达通信、航空航天等领域均高度依赖稀土、钴、锑、钽等关键矿产。2025年10月，美国国防部启动大规模战略储备采购，涉及金额高达10亿美元，规模为近年来罕见，凸显关键矿产在国防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限制对单一来源的依赖度，本质是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实现战略自主。
关键矿产供应链易受地缘冲突、政策调整等因素冲击，价格波动剧烈并向下游传导风险。当前“上游采矿集中、中游冶炼加工集中、下游消费分散”的格局难以短期改变，发达经济体矿业开发许可周期长达7—10年，本土产能扩张滞后于需求增长。叠加资源国频繁出台出口管制、大国推动供应链“去风险”等行为，关键矿产供给扰动常态化，价格大幅波动对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下游行业形成持续压力，供应链安全风险已成为全球性治理难题。
全球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竞合新趋向
战略导向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
全球化时代，关键矿产供应链布局以成本效率为核心原则，企业根据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然而，近年来这一原则被彻底颠覆，安全韧性成为首要考量。“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成为主流策略，即使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西方国家也倾向于在盟友伙伴范围内构建供应链。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在于对“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警惕。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关键矿产加工国，其出口管制措施直接冲击了西方产业链，暴露了过度集中的供应链风险。因此，西方国家开始推行供应链多元化战略，试图通过地理分散和盟友合作来降低单一来源依赖。2026年2月，美欧日三方在华盛顿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安全韧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机制，正是这一战略转向的具体体现。然而，安全优先并非完全排斥效率。“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经济，西方国家在寻求多元化的同时，仍不得不与资源大国保持一定程度的贸易往来。这种“去风险”而非“脱钩”的微妙平衡，成为当前格局的重要特征。
政策工具从“市场机制”转向“政府主导”
关键矿产开发具有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的特点，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快速响应战略需求。因此，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强政府直接干预，政策工具从间接调控转向深度介入。一是直接投资与补贴成为主流手段。例如，美国国防部直接向稀土生产商MP Materials投资4亿美元，并提供1.5亿美元贷款及10年期承购协议；美国能源部计划发布10亿美元补贴，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各环节的技术发展。欧盟发布包含47个战略和关键矿产项目的清单，预计总投资225亿欧元，并计划在12个月内动员30亿欧元资金。这种“政府领投+市场跟进”的模式，标志着产业政策回归。二是出口管制与战略储备成为博弈工具。我国通过系列出口管制措施，展现了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战略影响力的能力；美国则通过建立“战略韧性储备”，增强应对供应中断的缓冲能力。这些工具的使用，使关键矿产贸易日益政治化、安全化。三是标准制定与规则输出成为竞争新维度。欧盟通过“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推广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将环境、社会责任等要求嵌入供应链准入条件；美国试图建立“关键矿产多边贸易倡议”，通过价格下限机制、标准市场建设等方式，构建排他性规则体系。标准之争实质是规则主导权之争，将成为未来竞争的重要战场。
合作形态从“多边协调”转向“阵营化博弈”
关键矿产博弈日益呈现阵营化特征，传统多边协调机制效力下降，小多边和双边合作成为主流。一是“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加速成型。美欧日三方合作机制的建立，标志着西方阵营在关键矿产领域形成统一阵线。2026年在华盛顿举办的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汇聚50余国，通过备忘录形式支持采矿、精炼、加工和回收项目，实现供应多元化。这一机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旨在构建“去中国化”的平行供应链。二是双边协议替代多边框架。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与阿根廷、印尼等资源国签署双边协议，而非推动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这种“点菜式”合作更加灵活高效，但也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三是南南合作与南北博弈交织。我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金砖机制等，加强与非洲、拉美、中亚等资源国的合作；海湾国家凭借资本优势，积极投资非洲矿业，试图成为连接南北的枢纽。资源国也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原料出口，而是通过出口禁令、本地加工要求等手段提升议价能力，南北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微妙变化。阵营化对抗的风险在于，可能形成两个平行的供应链体系，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成本上升，最终损害所有参与方的利益。
竞争焦点从“资源争夺”转向“全链控制”
关键矿产竞争已从单纯的资源获取，扩展到采矿、冶炼、加工、回收、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全链条，掌握价值链高端成为竞争核心。一是上游资源锁定仍是基础。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友加强资源合作，欧盟推动本土开采和多元化进口，中国通过海外投资锁定非洲、拉美、东南亚的资源。但资源获取的难度和成本不断上升，资源民族主义抬头，传统“采掘—出口”模式面临挑战。二是中游加工能力成为关键瓶颈。虽然西方国家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但在冶炼加工环节仍依赖中国。中国掌握全球90%以上的稀土加工产能，在锂、钴、镍等电池材料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正投入巨资重建加工能力，但短期内难以改变格局。三是下游应用与回收循环成为新制高点。控制电动汽车、风电设备、半导体等终端应用市场，意味着对上游矿产的持续需求。同时，废旧电池、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成为降低原生资源依赖的重要途径。欧盟要求到2030年回收利用率达到15%，美国也将回收纳入战略考量。四是技术创新与替代材料决定长期竞争力。发展钠离子电池减少对锂的依赖，研发稀土永磁材料的替代品，突破低品位矿高效利用技术，这些创新将重塑关键矿产的供需格局和战略价值。
博弈逻辑从“对抗性零和”转向“竞争性共存”
尽管竞争激烈，但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主要经济体在对抗中仍保持有限的合作空间，形成“竞争性共存”的复杂格局。一是相互依赖的客观现实制约极端政策。西方国家在关键矿产加工环节依赖中国，中国在部分高端应用和回收技术方面也需要与西方合作。2025年中国对中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后，仍强调“合规审批”和“绿色通道”，并未完全切断供应。欧盟在强调“去风险”的同时，也承认与中国在维护供应链完整性方面有共同利益。二是全球性挑战需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是超越国界的共同挑战，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关乎全球绿色转型成败。如果供应链完全断裂，将导致清洁能源技术成本飙升，延缓全球减碳进程。这种共同利益为合作提供了基础。三是成本分担与风险共享需要协调机制。关键矿产开发投资巨大、风险高昂，单一国家难以承担。美国、欧盟、日本通过三方合作分担成本，中国也与资源国共担风险。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避免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符合各方利益。然而，“竞争性共存”的脆弱性在于，地缘政治冲突可能随时打破脆弱平衡。技术竞争、意识形态分歧等，都可能外溢至关键矿产领域，引发供应链震荡。
治理体系从“西方主导”转向“多元共治”
全球关键矿产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从“西方主导”转向“多元共治”，但新秩序的建立充满不确定性。一是传统多边机制效力下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关键矿产贸易中的适用性受到挑战，出口管制、补贴政策等频繁使用，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僵局。国际能源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虽加强对关键矿产议题的关注与秩序维护，但代表性和执行力有限。二是新兴治理平台不断涌现。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SCMA）、美欧日三方机制等新平台相继建立，反映了治理需求的上升，但也加剧了机制的碎片化。三是资源国话语权提升。刚果（金）、印尼、智利等资源国通过政策工具维护自身利益，要求在价值链中获得更大份额。“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将改变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推动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四是中国参与规则塑造的空间扩大。中国不仅是关键矿产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也在逐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通过出口管制实践、双边合作协议、多边机制参与，中国正在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塑造者转变。
对策建议
强化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夯实战略基础
一是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系统开展全国关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重点突破锂、钴、镍、稀土等战略性矿产的深部找矿。优化矿业权管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放宽关键矿产开发的环保标准，缩短审批周期，提高国内供应能力。二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关键矿产资源的集约化、高值化利用，发展精深加工产业，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加强共伴生矿产、尾矿资源的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回收率。建立关键矿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从开采到回收形成闭环。三是完善战略储备体系。建立国家主导、企业参与的关键矿产战略储备制度，优化储备品种结构和规模布局。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国家国防储备与战略韧性储备相结合的多层次储备体系，增强应对供应中断的缓冲能力。
深化国际资源合作，拓展供应渠道
一是巩固传统资源伙伴关系。加强与俄罗斯、中亚、非洲、拉美等传统资源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关系，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深化利益融合。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资源合作机制建设。二是创新海外资源获取模式。从单纯的资源购买向产业链合作转变，通过“资源+产能+市场”的综合合作模式，提升在资源国的话语权。支持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建立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提高海外权益矿产的比重。三是积极参与全球资源治理。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国际能源署等多边框架下，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关键矿产国际治理规则。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倡导关键矿产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对将关键矿产武器化。
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突破瓶颈制约
一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针对关键矿产开采、选冶、加工、回收等环节的“卡脖子”技术，组织产学研用协同攻关。重点突破低品位矿高效利用、复杂矿分离提纯、废旧电池回收等关键技术，降低对特定资源的依赖。二是发展替代材料和替代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寻找关键矿产的替代材料，如开发钠离子电池减少对锂的依赖，研发稀土永磁材料的替代品。推动技术创新，降低单位产品的关键矿产消耗强度。三是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矿山。运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矿山开采的智能化水平，提高资源回收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建设关键矿产供应链数字化平台，实现全链条可追溯、可监控。
优化政策制度环境，提升治理效能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法》，明确关键矿产的战略地位、管理职责、保障措施等。完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建立科学合理的管制清单和审批机制，平衡国家安全与商业利益。二是创新财税金融支持政策。设立关键矿产发展基金，支持勘探开发、技术研发、海外投资等。对关键矿产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信贷支持、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发展关键矿产期货市场，增强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管理能力。三是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关键矿产涉及资源、能源、工信、商务、外交等多个部门，需要建立高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形成政策合力。建立关键矿产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全球供需动态和价格走势，为决策提供支撑。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是坚持绿色开发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贯穿于关键矿产开发全过程，推广绿色开采技术，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资源开发。二是发展循环经济模式。建立健全废旧电池、电子废弃物等含关键矿产废弃物的回收体系，提高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矿山”建设，从废弃物中提取关键矿产，减少原生资源消耗，力争使回收成为关键矿产供应的重要来源。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关键矿产开发本身也是能源密集型产业，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广绿色矿业标准，帮助资源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互利共赢。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