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研判

全球大国博弈深化正推动各国加强安全建设，关键矿产作为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的交汇点，其供应链韧性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基于全球双边贸易数据，笔者发现我国关键矿产进口呈现高度集中特征，大多数关键矿产如钴矿石、氧化钴、钯（未锻造）等矿产前三大来源地合计份额超80%，部分矿产如二氧化锰、碳酸锂和钴矿石接近完全集中；与此同时，非中国替代来源相对有限，例如氢氧化锂、铂族金属等关键矿产的全球替代可行性偏低，进口集中与不可替代并存，成为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核心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贸易”与“资源”双渠道持续对中国施压，叠加关键矿产来源地的地缘政治风险与定价权缺失，我国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面临一定威胁。在“统筹发展与安全”框架下，我国可沿多元化、储备、技术替代、产业布局、规则塑造五条路径系统推进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建设。

全球安全格局重塑与关键矿产战略要义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新冠疫情后，面对政府债务加速扩张、服务通胀粘性上升挑战，宏观政策制约明显，并倾向于从商品等可贸易领域寻求突破。2020年以来，美国和欧元区政府债务余额持续抬升，截至2025年，美国政府债务规模约为36.9万亿美元、欧元区政府债务规模约为14.0万亿美元，较新冠疫情前分别上升65.5%和51.8%；服务通胀居高难下，各经济体内需调节能力趋于弱化，转而更多借助贸易政策和地缘博弈手段实现再平衡，关税与技术限制逐渐工具化，全球地缘不确定性随之上升。

在此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更加重视安全建设，其政策取向沿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两条主线展开（见图1）。

一是主权安全。侧重国家层面的稳定性，核心体现在储备货币、关键资源与国防能力三方面。从名义总金额来看，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由2016年的65%降至2025年的57%，黄金占全球总储备的比重由约12%升至约25%，储备资产结构加速分散化；与此同时，围绕关键矿产的国际博弈持续升温，战略资源供给的可控性已上升为各经济体政策的优先关切。

二是经济安全。侧重在科技与产业竞争框架下对全球矿产需求体系和关键产业链环节的掌控力，不仅当前的市场份额要保障，未来的市场份额也要竞争。从资源结构看，锂、镍、钴、锰等新能源和储能相关金属，以及稀土、钨等永磁材料关键元素，在新能源电动车、风电、半导体和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铜、铝、银等电气化和电网基础设施所需金属的重要性也同步上升。随着全球产业链竞争加剧，这些资源已不再只是大宗商品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而是逐渐上升为影响产业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

关键矿产恰处于上述两个维度的交汇点，它既是国家战略储备体系的核心组成，也是占领产业链主导权的物质基础。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是指在面对地缘冲击、市场波动或技术封锁等外部扰动时，本土关键矿产供应体系维持稳定运转、快速恢复并适应新环境的综合能力。对我国而言，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如若不足，不仅意味着产业链的脆弱，更直接关乎国家安全战略的实现空间（见图2）。审视关键矿产供应链结构性特征、识别核心脆弱环节并探索韧性提升路径，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我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结构特征与脆弱性研判

我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具有独特的双重身份，既是全球多个关键矿产重要生产国与出口国，同时也在多个关键矿产领域高度依赖进口。

资源禀赋与加工能力：优势与短板并存

从资源禀赋看，我国部分矿产具有显著的全球竞争优势。综合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和国际能源署（IEA）等产业报告数据，我国稀土储量约占全球40%—50%，产量占比长期维持在60%—70%；钨储量约占50%、产量约占80%；锑、钼、萤石等矿产亦具有突出的资源与产量优势，构成我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体系中的核心战略“杠杆”，即在资源博弈中以供给优势换取外交与贸易议价能力的重要筹码。而在中游加工冶炼环节，我国优势更为突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加工全球占比超70%，钴精炼约70%，稀土分离冶炼约85%，多晶硅约80%，中游加工的全球主导地位是我国产业链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不过我国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在上游资源端，我国对外依存度高的矿种同样集中：根据USGS，2023年我国的钴储量约占全球1%，但消费量约占全球65%；锂储量约占全球6%，但消费量约占全球55%；镍矿、铂族金属、铬铁矿等矿种的进口依赖程度同样不容忽视。这种“上游依赖进口、中游加工主导、下游制造领先”的哑铃型结构，既是我国关键矿产核心竞争优势，也是系统性供应链风险所在。一旦上游原料供给受到外部干扰，中游加工能力将失去原料基础，产业链主导优势也会随之动摇。

进口集中度：关键矿产具有单一来源依赖特征

一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进口来源地的高度集中。笔者基于对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库（CEPII-BACI，2024年）分析，呈现了我国24个关键矿产海关（HS）6编码的进口来源结构（见表1）。需要指出的是，表1数据基于双边贸易流量，反映的是特定年份关键矿产实际发生的贸易格局，而非各国家/地区储量禀赋或生产能力。因此，贸易份额数据更准确地反映了当前国际市场关键矿产的供给依赖结构，而非各国家/地区资源禀赋的静态对比。从第一大来源地进口份额看，钴矿石77.5%来自刚果（金），氧化钴91.7%来自纳米比亚，铬矿石86.6%来自南非，碳酸锂78.4%来自智利，钯（未锻造）71.7%来自俄罗斯。上述矿产第一来源地份额均超过70%，对单一来源的结构性依赖极为突出。从前三大关键矿产来源地合计份额来看，除钨矿石（57.8%）和钛矿石（41.1%）相对分散外，其余矿种前三大来源地合计份额普遍在80%以上，部分矿种（二氧化锰98.6%、碳酸锂98.6%、钴矿石98.9%）几乎接近完全集中。

我国关键矿产的进口依赖呈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特征（见图3）：非洲供应了铬、钴、锰等矿产的主要来源，拉美主导了锂及碳酸锂等新能源金属的供给，铂族金属则几乎全部仰赖南非和俄罗斯。图3中每个散点代表一个高依赖来源地—商品组合，横轴为对应商品的赫芬达尔指数（HHI），纵轴为该组合的进口份额。据图3观察，高进口份额的组合在HHI维度上同样普遍偏高。例如，纳米比亚—氧化钴、南非&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