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金融强国中的国际发展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首次提出“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这是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建议。大国和平崛起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撑，大国必然是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强国是题中应有之义。国际发展合作[1]是国家间的一种转移支付，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提供的无偿或优惠性的货物和资金。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是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具有连通国内与国际，连接全球南方与北方，以及连接知识、实践与政策的三重作用。建设金融强国背景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既面临中美竞争态势导致的外部环境和资金压力加大，国际合作和融资空间被压缩，以及传统发展知识超供、新型发展知识短缺等压力挑战，同时也迎来了走向世界前台的历史契机，包括国际发展合作在国家议程中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西方知识经验影响力下降等重要机遇，机遇与挑战并存，且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三重作用
国际发展合作是国家之间的一种资源转移，转移的资源并不局限于资金或者可货币化的物资等发展资源，而是综合了市场、知识技能、管理和发展经验、政策、文化乃至意愿（或态度）等多种与发展相关或促进发展的要素（赵斌和李俐璇，2025）。国际发展合作在资源的国际转移过程中具有连通国内与国际，连接全球南方与北方，以及连接知识、实践和政策的三重作用。
连通国内与国际
国际发展合作作为一国国内资源的国际转移支付，能够连通国内与国际。在改革开放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中，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在每一次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浪潮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195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年，中国出于内外形势开始向其他国家提供对外援助，中国企业借助承担国家对外援助的工程项目建设走出国门，并在实施援助项目的过程中逐步熟悉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特点和商业渠道。改革开放后，这些企业以“窗口公司”的名义进入国际市场，通过竞标承揽工程项目，迈出了国际化的初始步伐（张向晨，2022）。“援助—贸易—投资结合”是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色，中国对外援助通过与对外贸易、投资相结合，既促进了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力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从1994年前后正式提出“大经贸”战略，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可以看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演变轨迹，即在议题上从“大经贸”“走出去”时期聚焦经济领域，转向共建“一带一路”时期的经济为主、兼顾社会民生，再到“四大倡议”时期的全球治理，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在其中均发挥了并正在发挥重要作用（郭语和王泺，2025）。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际发展合作连接国内与国际的一个表现就是承载着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海外实现。对外援助是全球范围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调解国家与国家关系、确保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李小云、齐顾波、徐进等，2024）。正因如此，部分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往往附带政治和经济条件，带有良治要求，一个时期还偏好使用“捆绑援助”，即通过项目捆绑、产品捆绑、来源捆绑三种方式限定受援国政府的采购合同而使本国企业获益（郑宇，2017）。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欧洲国家实施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就要求欧洲国家必须与美国合作推行其1951年通过的《巴特尔法案》（Batte Act），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略禁运。与之相对，中国从自身经验推己及人，在1964年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其中第二条原则“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被视为中国对外援助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体现。
国际发展合作连接国内与国际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国家政策具有双重影响。国际发展合作既能够提升国家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同时对国内规则规范、制度机制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在全球化和技术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主权国家的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内政和外交界线分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以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弱国无外交，大国无内政，即实力薄弱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缺乏话语权，大国的国内政策也因为外溢效应而具有显著的国际影响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于1988年提出“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理论，明确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模式，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时需要同时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素。按照“双层博弈”理论，融入国际体系对国家会产生双重影响，既会影响国家的基本制度结构和规则规范，同时会对国家能力和战略机会产生影响，这是融入国际体系存在的机遇和制约。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复兴，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同时，国际问题也在国内化，国内、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交叉叠加，对国家治理能力、国内政策的国际责任均提出了更高要求。
连接全球南方与北方
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兴起的概念。瑞士学者吉尔贝·李斯特（Gilbert Rist）在《发展史》一书中提出，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于1949年1月提出的“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为界，关于世界的两分范式从此前的宗主国和殖民地转变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发展成为区分国家的一个标准。围绕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形成了不同的视角和解决路径。以现代化理论、发展主义话语为代表的北方视角，用经济学的思维将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转化为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塑造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认知框架和对现代化路径的单一想象，“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塑造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模式、社会变迁和未来走向的重要方面。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此前20余年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的国家建设并未使其走向发展，在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质疑与反思中，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逐渐觉醒。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第三世界国家集体提出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一元普遍性，衍生出对于发展理论及其实现路径的更多探索。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的南方视角对世界体系中的各国未能实现现代化的根源进行分析和批判，认为“中心—边缘”结构下核心、半核心和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发达国家通过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资本输出，使外围地区形成了对中心地区的依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将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等结构，从而挑战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主体平等的假设，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塑造和集体抗争（沈陈，2025）。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冷战局势的总体缓和，发展问题成为主导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指出：“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看，南北关系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国际发展合作是一种国内资源的国际转让，即一种国际福利的重新分配，是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不平等结构的一种纠正和补充。由此，国际发展合作作为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资源转移以及南方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成为连接全球南方和北方的桥梁。事实上，福利既包括市场提供的利益和机会，也包括由于国家和其他权力机构的政治干预而形成的利益和机会。在政治经济学中，福利的“经济性”和“政治性”是不可分割的（苏珊·斯特兰奇，2019）。由此，国际发展合作在连接全球南方和北方国家的过程中，在“南方—北方”的二元框架下，具有了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使得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还是一种政治话语和权力资源。正如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说，谁能获得他人对其创造信贷能力的信任，谁就可以控制全球经济。同样的，谁能获得他人对其发展模式和路径的信赖，谁就可以影响全球发展。
近期围绕金砖国家扩员、“全球南方”等概念的博弈，反映出发展中国家重要性的持续上升。就中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未来政治经济生活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布局的基础，也是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天然工作对象。中国一贯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在中国自身国力较弱时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就是一个体现。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多层次、广范围、跨议题框架下思考和探索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是中国与南方国家连接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履行最大发展中国家国际责任的体现。作为新兴援助国，中国尝试将国际发展合作作为搭建国际合作的平台，通过开展三方合作等更多创新性国际发展合作，拓展连接南方、北方的更多渠道。
连接知识、实践与政策
国际发展合作从诞生伊始就具有“知识—实践—政策”三维框架。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发表就职演说时提出四点政策方针，其中第四点表示美国将向欠发达世界提供技术援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援助的开端，也是其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开端（雷迅马，2003）。1950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开发法案》（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ct），规定美国将援助经济不发达地区，办法是交换技术、知识和技能，向这些国家输出资本，鼓励进行生产性投资，美国国务院随即设立技术合作署（Technical Cooperation Agency）。可见，知识和技术转移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发展领域是受学院社会科学影响最大、最深的领域。从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理论，到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社会科学知识对发展实践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发达国家通过援助实践项目将知识和技术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在形成本国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同时，得以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框架，由此形成“知识—实践—政策”三维框架。
国际发展合作能够连接知识与实践。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实践转向”，开始将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看成实践，关注日常实践和实践进程中的互动（朱立群和聂文娟，2010）。作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方面，发展领域也呈现出“实践转向”，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私营部门等多元行为体在知识的聚合作用下，参与知识的实践、分享和发展（王瑞和徐秀丽，2024）。与此同时，国际发展合作在“实践转向”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知识转向”，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 DAC）等发展领域的主要国际机构均体现出从制度构建和政策协调转向知识供给的趋势（郭语，2025）。
发展能力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