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伊冲突或成为石油美元体系的分水岭

2026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冲突，至今已持续两个月。外界对本次冲突的关注通常聚焦于其带来的油价上涨、贸易中断、产供链紊乱等显性后果。但冲突的硝烟终将散去，真正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战火平息之后才会慢慢显现。对石油美元体系而言正是如此，美以伊冲突大概率将成为其诞生50年来的分水岭。

石油美元体系的1974年起点

石油美元，顾名思义，是石油出口国通过石油出口赚得的美元。石油美元体系，是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政策设计和市场力量共同推动形成的一种围绕石油美元的非正式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并非官方话语体系下的提法。

早在一战期间，美国满足了协约国战时石油需要的80%，美元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之一，从那时起美国出口石油赚得的美元在字面意义上就已经是石油美元。但实际上，当今讨论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一词到1973年才由美国埃及裔经济学家易卜拉欣·欧维斯提出。石油美元进入人们视线，最初的背景是石油出口国因油价大涨带来的美元出口收入激增。20世纪50—60年代，国际油价长期维持在每桶1.8美元左右。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震惊世界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到1974年1月油价已经上涨到11.65美元/桶。如何处置产油国飙升的石油出口收入，同时解决石油进口国的巨额进口账单支付，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共同难题。

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构造石油美元的回流机制。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1974年6月8日，美国与沙特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创建了经济和军事两个联合委员会，推动沙特对美投资，换取美国在技术和军事现代化上的支持。但这次会议本身并未达成外界盛传的所谓50年期石油美元协议。1974年7月，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访问沙特时，沙特官方公开表示有意投资特定的美国政府债券。1974年底，美沙两国在上述框架下达成具体安排，允许沙特官方在常规拍卖之外以优惠价格买入美国财政部债券，同时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宣布其石油出口收入不再接受英镑。1975年初，沙特买入首批25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David E. Spiro，1999；Duccio Basosi，2020）。对沙特而言，通过石油与美元绑定，换来了全球头号强国的安全保障，并为巨额石油出口收入找到了确保稳定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最佳去处。对美国而言，与沙特的协议起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使自身的石油进口需求得到了保障；在美元危机频发、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汇率连续贬值的背景下，为美元平价货币巩固和维持其国际霸权货币地位提供了关键支撑；将沙特牢牢绑定在西方阵营，防止敌对的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

由于石油是全球贸易额最大的单一商品（时至今日仍是如此，占比超过10%），且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柱作用，依赖石油进口的全球大多数国家为支付石油进口账单必须持有和储蓄美元。同时由于沙特是当时第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将美元确立为石油唯一标价结算货币和将石油美元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的做法，带动其他石油出口国纷纷效仿。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1974年底沙特持有美债13亿美元，占外国持有美债总额的2.2%。到1982年底，沙特持有美债394亿美元，占比达到26.35%。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和非洲12个产油国1974年底共持有美债64亿美元，到2015年2月增至2729亿美元。回流的美元确保美国能以更低的利率对外举债，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元的地位得到强化。石油美元体系由此形成闭环。

石油美元体系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已日渐式微

时过境迁，经过50年的风风雨雨，石油美元体系已日渐式微。

一是石油本身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下降，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快速发展。1973年石油危机时石油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突破50%，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进入缓步下滑阶段，2000年已跌破40%。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在2024年降至33.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占比在2024年达到11.7%。石油的地位下降，意味着石油美元的根基松动。

二是全球以美元计价结算的跨境石油贸易规模下降，替代美元结算的基础设施日益成形。由于美国倚仗美元“过度特权”对其他国家不断滥施制裁，导致俄罗斯、伊朗等石油出口国完全无法用美元结算。《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5》显示，俄罗斯的原油出口量全球占比自2023年起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均以非美货币结算。2023年1月，沙特财政大臣表示对采用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进行贸易结算持开放态度。在跨境支付渠道和设施上，俄罗斯银行金融信息系统（SPFS）、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欧盟单一欧元支付区系统（SEPA）影响力日益扩大，由中国、泰国等多个初始成员在国际清算银行指导下联合发起并吸引沙特加入的多边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应用持续落地。2025年5月，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与阿联酋央行签署跨境支付合作备忘录。这些都为石油的非美元结算创造了条件。

三是美国在海湾国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下降。石油美元体系最初得以成形并有效运转，建立在美国与海湾国家在贸易方面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是海湾国家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同时也是海湾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占海湾国家总进口的20%—30%，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的第一大进口国均为美国。如今中国是海湾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24年海湾六国对华贸易额超过其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的贸易总额之和。具体到石油贸易，EIA数据显示，美国由于页岩革命，能源独立地位大大强化，从海湾地区进口的原油占其总进口的比例从1973年的36%下降到2025年的8%。与此同时，中国自2017年起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也是中东原油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亚洲吸纳了中东原油出口总量的3/4以上。

四是回流的石油美元对美国国债市场的重要程度大不如前。1982年以后，国际油价经历了20年的熊市，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收入大幅下降。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前述12个产油国持有的美债直到2004年10月才超过1982年底的水平，而这一规模尚不足同期日本持有美债规模的1/10。截至2026年2月，沙特和阿联酋在美国国债前20大海外持有国/地区中分列第17和19位，合计持有2803亿美元，占比仅2.95%，基本与1974年的水平（2.38%）相当。这表明商品美元已经接替石油美元成为支撑美元霸权的中流砥柱（Herman Mark Schwartz，2009；Michael Pettis，2013；Robert McCauley，2015）。

五是美国对中东的安全保障呈现弱化趋势。在“美国优先”思想的主导下，美国急于从中东、欧洲脱身，让盟友承担更大的安全负担。在2017年卡塔尔与周边国家的断交危机中，美国拒绝出面调停。2019年9月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美国并未实质行动。在也门内战中，拜登政府2021年宣布不支持沙特联军的进攻性行动，撤销了对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认定，导致沙特的军事行动陷入僵局。2025年9月以色列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美国在袭击发生后才进行通报。在此背景下，沙特选择和巴基斯坦正式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

然而，由于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已经形成，在网络效应、先发优势效应和自我强化效应的加持下，尽管石油美元面临冲击和挑战，但都没有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