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难副：石油美元的枯竭与算力美元的空悬

对石油美元体系的研究，往往更多关注“石油换安全”假说、强制美元结算安排等传统叙事。笔者试图从该体系下美国和中东石油生产国事实上构建起的“美元货币区”出发，作为研判石油美元体系未来走向、审视算力美元体系可能性的新视角。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英镑受到的挫败甚于美元，“英镑区”的解体也标志着石油英镑体系的终结。此后，海合会六国货币融入浮动与弹性汇率制度的国际主流不过昙花一现，随即很快回归挂钩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尽管存在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但因中东石油生产国货币汇率盯住美元不升反降，美国获得了长期廉价的石油供应。本轮美以伊冲突不仅动摇了石油美元的根基，也让伊朗展示了将关键资源“武器化”对抗美国军事霸权的意外效果。作为需要集成更多资源、依赖更广泛的国际分工合作的人工智能产业，未来面临的此类风险挑战将远胜于此，美国以算力美元替代石油美元、继续货币霸权的战略，也事实上走到了如当年的英国苏伊士运河危机一样的历史转折点。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中东遗产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原则，并没有改变二战中由英国及其前殖民地、自治领、保护国等形成的“英镑区”使用英镑进行贸易结算或将货币与英镑挂钩的格局。而适逢能效更高、污染更少、运输更便利的石油逐渐取代煤炭，成为战后新一轮能源革命的主导能源，不断发现巨大原油储备的中东各国，同时也是“英镑区”成员，成为英美争夺货币霸权的前沿。英国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不断强化英镑在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地位，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向英镑区出口的石油，均以英镑支付。

然而，石油英镑更多是基于二战前政治秩序的延续，英国军事和经济地位的不相称最终形成了对“英镑区”直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反噬。随着英国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惨败，英镑作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货币的地位也被美元取代。但美元在石油贸易中的使用仍然主要在西半球，中东产油国则开始尝试使用瑞士法郎、印度卢比等货币与中国、印度进行贸易，而非美元。

至1965年，石油超过煤炭，正式成为全球主导能源，旺盛的石油进口需求不断侵蚀英美两国的贸易顺差，也让中东产油国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找到了战场之外的经济武器——石油禁运。在此之后，英国的货物贸易赤字从1966年的1亿英镑骤升至1967年的6亿英镑，美国的贸易盈余更是从1967年的38亿美元缩减到1968年的6亿美元，而这种经济结构的意外改变精准地击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软肋：在一个各国财政无序扩张、筑底竞争的时代，美国国际收支与其他国家出现同步恶化并不会撼动他们之间实行固定汇率的承诺，但真切地撼动了美国对美元与黄金挂钩并兑换的承诺。

1971年8月，美元、英镑相继进入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英镑区”同时解体。虽然并无明确的公开档案证明真实存在“1974年美沙石油美元协议”，但从美国福特总统图书馆公布的1974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和后来担任沙特第五任国王的法赫德（时任沙特第二副首相）会谈备忘录看，美国和沙特在经历了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都出现了强烈的改善关系、紧密合作的意愿，尼克松那句“友谊和尊重，而非石油，能将人们团结”也成为了石油美元体系作为一个价值同盟、军事同盟和货币同盟的最好注脚。

石油美元的货币同盟就是将“美元区”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东产油国，在“英镑区”解体后的海湾地带建立起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东产油国陆续开始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海合会成员中，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五国货币与美元长期采取固定汇率兑换。唯一例外的是科威特第纳尔，其挂钩的一篮子货币也以美元为主，美元兑第纳尔汇率长期稳定在0.27到0.30之间。长期的固定汇率制度使美国与中东产油国结为了事实上的货币同盟，将美国对中东的贸易逆差从国际收支失衡的风险转化成了货币同盟的内部交易，为美国持续提供廉价可靠的能源供应。从1974年美国和沙特高层会晤、石油禁运解除后的50年间，尽管国际油价的波动幅度惊人，但从经过美元购买力调整后的油价水平看，2024年的实际油价和1974年基本相当，按照2024年不变美元计算均在80美元/桶左右（见图1）。

中东产油国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却从未被美国施压进行币值调整，也从未被要求征收高额关税或受到贸易调查，是中东“美元区”对石油美元重要性的证明。即使在2026年4月特朗普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的行政令中，中东产油国也只被征收了10%的最低档关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德国、日本、韩国、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国多次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要求货币升值，更反复以各种理由发起贸易调查，施加关税壁垒。美国对石油出口国和制造业产品出口国的双重标准充分体现了美国长期受益于这一货币同盟。

中东“美元区”历史上的财政转移机制难以为继

成员国间的财政转移是维系货币同盟稳定的重要前提，就中东“美元区”而言，财政转移是指石油美元通过中东产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回流美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机制。以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为例，彼时原油供应中断形成的通胀压力使美国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面临空前挑战。但中东产油国石油收入的增长，也带来了其美国国债配置的大幅增加，海合会六国的美债持有规模在危机期间上升了145%，在危机后的峰值水平时占所有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的29%。与此同时，中东产油国央行为了维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也以央行外汇储备投资的方式形成财政转移以外的第二个美元回流美债市场的渠道，对美国财政形成间接的支撑。

但中东“美元区”的货币同盟也带来了石油出口收入对本国经济支撑不足的问题。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部门而非私人部门手中，石油出口收入主要以主权投资回流美国，未能带动私人部门生产率的提升和工资的上涨，“巴萨效应”在这一经济系统中难寻踪迹。中东产油国的通胀水平被固定汇率制度与石油美元回流机制长期压抑，尤其是近10年，海合会六国的平均年度通胀水平已经低于美国超过1个百分点，中东产油国退出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