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应对本国高额贸易顺差的国际经验

持续性贸易顺差归根到底在于一国产业竞争力、企业全球布局能力和宏观结构条件，而不是单纯由汇率或短期政策所决定。历史上，美国、日本、德国三大发达国家都曾面临过持续高额贸易顺差的局面。从应对经验看，美国依托二战后全球领先的制造优势和资本输出能力，实现了从商品顺差向全球企业收益顺差转变；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后并未实现对美国顺差的持续性收缩，表明外部施压和汇率升值难以根治结构性失衡，反而可能在处理失当时转化为国内泡沫与长期停滞；德国依靠区域一体化、制造业优势和大量深嵌全球产业链的中小企业，使外贸顺差在波动中仍保持产业发展韧性。对中国而言，关键是把立足点放在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优化全球生产网络布局、增强金融稳定和培育专精型企业群体上，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长期国际竞争优势。

美、日、德应对本国高额贸易顺差的举措

美国：从“货物贸易顺差”转向“全球企业收益顺差”

二战结束后，美国形成了全球领先的生产制造能力，工业产值占全球五成以上、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四成以上、出口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是世界主要的贸易顺差国。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1947—1975年间，美国连续保持贸易顺差共29年。在此期间，美国年均贸易顺差约为130亿美元，其中高于这一平均值的年份约持续14年，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见图1）。同时，在这一阶段，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0%—25%的区间，工业生产能力确保美国贸易顺差保持全球优势地位。1975年之后美国进入长期贸易赤字阶段。

在二战后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期间，其应对策略并非简单压缩顺差规模，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对外援助和系统性的资本输出，主动引导顺差形态转变。

具体而言，一方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加大对西欧的援助，提升当地对美国产品的购买力，巩固并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市场份额（见表1）。1948年，美国政府启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国家提供大规模财政援助。1948—1955年间，美国累计向欧洲提供约207亿美元援助资金，年均规模约占当时美国GDP的1%以上。援助资金以美元形式提供，欧洲国家使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粮食、机械设备、工业原材料等产品。1948—1955年期间，美国对西欧出口规模显著增长，占比增长2个百分点，欧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大海外投资，推动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优化其国际收支结构。除官方层面的信贷援助外，美国私人部门自20世纪50年代起加速对外直接投资，顺应了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升级的发展规律。根据BEA的历史统计数据，195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为118亿美元，而到1975年这一数字已激增至约1240亿美元，这一阶段维持了显著的高速增长态势。截至2023年底，美国对外投资存量6.6万亿美元，海外企业销售额在8万亿美元左右（见图2）。

日本：“被动调整”与“主动转型”

二战后，日本经济在美国帮助下，先后经历了“道奇路线”进行倾斜生产、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订单以及当时通产省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工业战略的阶段，推动对外出口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变，并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快速成为全球出口大国。1981—2010年间，日本连续保持贸易顺差约30年。在这一时期，日本年均顺差约为9万亿日元，其中高于这一平均水平的年份约持续15年，主要集中在1986—1995年与2000年前后。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长期维持着较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见图3）。

在持续高规模的贸易顺差导致美国频繁对日本施压的背景下，日本的应对呈现出明显的“被动调整”与“主动转型”并行的特征。

具体来看，一方面，美国多次干涉日本经济，日本被迫以汇率升值和宏观政策刺激等手段试图缓解外部失衡，但并未根本解决对美国顺差问题，反而诱发了国内泡沫与长期停滞。20世纪60年代起，伴随日本对美国出口大幅增长，美国先后对日本纺织品、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发起一系列贸易摩擦，倒逼日本“自愿限制出口”、推动日本企业赴美投资、开放日本国内市场等，但并未有效缓解双边贸易赤字问题。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变化，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地位削弱，美国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升值。日本为缓解高估的汇率问题，在国内主动降低利率、放松金融管制、扩大财政支出，造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金融泡沫，随后进入“失去的三十年”，企业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日美贸易差额从1985年的9.4万亿日元下降至1991年的5.1万亿日元，但之后日本对美国顺差再次扩大。总体看，美日贸易赤字并未因“广场协议”而消失，当前双方贸易赤字水平与20世纪80年代大致相当。

另一方面，日本主动通过对外投资和“黑字环流”在东亚、东南亚国家建设生产网络体系，使投资收益逐步超过贸易收益。1986年，日本政府把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纳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程序纲要》，积极鼓励对外投资发展。总体看，日本对外投资展现出“双层布局”特点。日本在北美、欧洲建立当地生产和销售体系，以此对冲汇率和贸易壁垒，获取市场准入。日本外务省资料显示，1985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22.17亿美元，创当时新高，其中65.1%流向发达经济体。相比之下，日本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加大了投资和援助的力度，其中投资主要转出了劳动力密集环节，形成了以日本大型企业为主的生产网络体系。日本经济产业省2019年国际贸易白皮书数据显示，日本在东亚、东南亚投资带动的贸易中，中间品贸易份额从1984年的48.4%上升到2008年的66%，随后一直稳定在65%左右的水平上。从国际收支数据来看，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贸易收入（即“贸易黑字”）增长的同时，投资收益（即“所得黑字”）也在快速发展（见图4）。到1996年“所得黑字”首次超过“贸易黑字”，21世纪头十年之后经常项下“收支黑字”的主要贡献已由贸易转向投资收益。这也反映出，日本后来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体现为“海外生产网络的控制力”和“海外资产收益能力”，而不再只是本土货物出口本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将日本作为主要外资来源地的主要为菲律宾、泰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德国：区域一体化及产业韧性支撑贸易顺差稳定性

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保持贸易顺差态势（见图5）。1995—2024年间，德国连续保持贸易顺差约30年，年均顺差规模约为1500亿美元，其中高于平均值的年份约持续14年，主要集中在2004—2021年。德国国内储蓄水平较高，投资增速相对平稳，出口部门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德国长期维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欧盟统一市场、德国自身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工程与技工人才供给等因素的共同支持。

德国顺差主要来自对欧元区国家的顺差，欧元区一体化为德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区域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含西德时期）贸易顺差一度维持在低位，主要受到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等影响。1999年欧元启动后，德国加入统一货币体系。2007年德国对欧元区其他成员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