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跨国公司海外项目融资难题与应对之道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资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及对外工程承包规模持续扩大。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也跟随“出海”，持续加大对中企海外项目的支持力度。但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地缘政治风险高企以及跨境资金合规管理等因素影响，海外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是中资跨国公司面临的重要挑战。整体来看，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稳定性、经济合理性、项目本身的增信结构以及资金路径均是海外项目融资落地的关键考量。
海外项目融资新“看点”
当前，中资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规模与结构正经历深刻变化。受全球高利率环境影响，2025年以来，国际项目融资市场活跃度降低，项目融资成本高企。然而，中企“走出去”的资金需求依然旺盛，并在区域分布、融资货币结构及金融支持模式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
从区域看，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正逐步成为中企海外项目融资活跃区域，融资模式也逐步从依赖传统主权信用增级专向市场化融资。而非洲及拉美的部分国家受国家债务压力和政治不确定性影响，融资环境趋紧，项目更多依赖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合作推进。
从币种看，当前国际融资体系中美元仍占据主导地位，是中企海外项目融资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不过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不断推进，离岸人民币在中企海外项目融资中的比例正逐步提升。以债券市场为例，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持续增长，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国家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已开始参与发行，人民币融资逐步增加，有助于缓释海外项目汇率风险。
从金融机构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呈现深度融合局面，政策性工具通过提供保险及信用增级，为商业银行参与海外项目融资创造参与条件。例如在部分海外开发项目中，政策性金融机构或区域性开发机构先行介入项目融资，通过风险分担的方式带动多方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
海外融资环境日趋复杂
当前，跨国企业海外融资环境愈发趋紧。一是美元利率水平持续高位运行，且预计在相对长时间内维持这一态势，这直接推高了项目融资成本。不仅是利息支出的增加，更关键的是高利率导致国际资本风险偏好显著下降，使得海外融资窗口阶段性收窄。部分高风险地区甚至出现“有需求、无资金”的困境，企业即便愿意承担高利息，也难以获得充足的长期资本支持。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国际银行已明显收缩对非国家主权支持项目的授信敞口，更倾向于支持具备稳定现金流或多边机构参与投资的项目。
二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持续动荡，显著增加了海外投资与融资的不确定性。部分国家因政局不稳定或遭受国际制裁，被金融机构列入限制或审慎观察名单。这种政治风险不仅体现在主权层面，也传导至具体项目层面，项目所在国的政策突变、汇兑限制或合同违约风险上升，使得国际性银行和投资机构在授信时更加谨慎，进而压缩了中企海外可用的融资渠道。
三是反洗钱（AML）、反恐融资（CFT）以及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等领域的国际合规要求日益严格。金融机构对项目资金来源、交易背景及环境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穿透式审查，项目融资的合规门槛显著提高。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期间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未来融资审批延误甚至失败，因此企业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满足银行融资标准。
在上述背景下，海外融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金匹配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审慎细致的结构设计，使项目从一开始就符合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与合规管理要求。能否在项目进入实质的投资运营前完成项目可融资化处理，直接决定了项目成败。对于中资跨国公司来说，提前识别融资障碍、优化项目架构、增强项目信息质量，已成为获取国际资本的关键能力。
海外项目融资共性痛点
国别风险与合规压力加大
在海外项目融资中，国别因素往往构成首要限制条件。银行及信保机构在启动评审时，首先判断项目所在国是否具备基本可融资条件，涵盖政治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外汇管理制度以及国际制裁与合规记录等。实践中，有的项目虽具备较好盈利能力，但因所在国外汇管制严格、存在资金滞留历史或主权信用评级偏低，导致融资难以推进。此外，在部分伊斯兰国家，受宗教法律影响，利息收取受到限制，传统以利息为基础的贷款结构难以直接适用。比较成熟的做法是通过交易结构调整实现融资收益的获取，例如由金融机构先行购入设备，再以加价方式转售给业主，并由业主分期支付，从而将融资关系转化为贸易关系。不过，由于企业在项目承接阶段往往对当地宗教法律约束重视不足，未能提前预留结构调整空间，导致在后期融资方案设计时需要对交易模式进行重新安排，显著增加沟通成本及推进难度。
融资前端统筹能力不足
部分中企在推进海外项目时，往往将融资作为项目落地的后续环节推进，缺乏前期结构设计与资金路径规划。在项目进入融资阶段后，才逐步发现项目现金流不闭环、回款路径不清晰、担保措施不充分等问题，这导致项目融资方案反复调整，甚至在合同已签署或项目已启动的情况下，因融资无法落地而被迫调整交易结构或引入额外担保，显著增加了融资时间与资金成本。此类问题在实际操作中较为普遍，也是造成企业海外项目融资周期延长、错失市场窗口的重要原因。
项目融资可行性基础不足
目前，中资跨国公司海外融资工具日趋多元，包括买方信贷、信用证福费廷、债券发行、优先股融资以及A/B贷款（由多边金融机构充当唯一“名义贷款人”负责贷款的行政管理和贷后监控，商业银行通过与多边金融机构签署参贷协议的形式提供贷款，此模式下商业银行可受益于多边金融机构的优先债权人地位，提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等模式。但从实际操作看，融资能否落地并不取决于工具本身，而取决于项目是否具备可被融资的基础条件。剔除地缘政治风险影响，金融机构在海外融资审批时通常优先判断三点：其一，项目现金流是否具备独立偿债能力；其二，项目信用结构是否形成有效增信闭环；其三，项目资金能否在监管约束下实现跨境回流。在金融机构的授信审批中，上述三点的落地是融资可行的刚性门槛。若现金流无法形成独立偿债来源、资金回流路径在现行监管框架下不可操作，项目通常在初筛阶段即被否决，无法进入具体融资结构设计环节。
以买方信贷为例，其难点在于部分项目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基本条件。例如，在高风险国别，外汇管制趋严，收入难以及时汇出；在买方资质较弱情况下，银行往往要求叠加主权担保或高等级银行保函，否则难以进入授信审批。在实际案例中，部分项目虽引入母公司或第三方担保，但因担保主体资产质量不足或存在交叉违约风险，仍无法被银行认可。此外，在美元利率高位背景下，若项目收入为本币且缺乏有效对冲工具，汇率与利率波动将直接侵蚀企业偿债能力，导致金融机构测算下的项目实际现金流无法覆盖债务，从而影响项目融资。
类似问题在其他融资工具中同样存在。信用证福费廷本质依赖开证行信用，若无法引入大型国际性银行参与，贴现难度和成本都会显著上升；债券发行虽可绕开银行授信，但在当前利率水平下，若缺乏抵押或强担保支持，往往难以达到可接受的发行成本，甚至发行失败；A/B贷款虽然可借助多边机构信用，但前提是项目本身具备稳定现金流及政府履约保障，且符合多边机构在ESG等方面的贷款政策倾向，否则金融机构仍旧难以实质介入。因此，海外项目融资的核心不在于选什么工具，而在于能否通过信用增级及资金路径设计，将项目转化为金融机构可接受的风险结构。授信工具只是结果，满足金融机构授信条件的结构才是项目融资可行的基础。
金融资源整合能力有待加强
不同银行在海外业务中的风险偏好、区域布局及审批要求存在明显差异。有的银行要求项目所在国必须有其当地分行参与，以便进行风险管控；有的银行则更侧重特定行业或区域。若企业未能根据项目特点选择合适银行，往往会在推进过程中反复调整路径，增加时间成本。部分项目在初期即选择与自身风险特征不匹配的金融机构，导致后期频繁更换融资路径，错失市场窗口，甚至影响项目整体推进节奏。
汇率避险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中企海外项目普遍存在融资币种与收入币种不匹配问题。在汇率波动加剧背景下，若项目以本币收入偿付外币债务，汇率贬值将直接侵蚀项目现金流，导致偿债覆盖率下降，甚至触发违约风险。在实际操作中，部分项目在可行性测算阶段未充分考虑汇率波动情景，导致融资结构在基准情形下可行，但在汇率出现一定幅度波动后即无法覆盖债务服务。同时，汇率风险往往与资金回流路径的约束叠加。在存在外汇管制或汇兑审批的不确定性下，即使项目账面形成收益，也可能因无法及时购汇或汇出而形成资金沉淀，进一步放大汇率敞口。因此，在融资结构设计阶段，应优先实现收入币种与融资币种匹配；对于无法匹配的项目，应在测算中引入汇率压力测试，并将对冲成本纳入整体融资成本评估。同时，应结合远期、掉期等工具进行对冲安排，并在商务合同中设置汇率调整或价格联动机制，将部分汇率风险在交易对手之间分担。
专业能力与体系建设不足
海外项目在信息获取方面存在较多不对称问题，包括语言差异、财务核算口径及市场公开数据不完整等。例如，部分项目在前期依赖非专业翻译或单一信息来源，导致关键数据理解偏差；也存在前期业主信息披露不充分，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初期对项目信用结构的判断；或是在推进过程中，因为前期未能识别业主隐性负债，导致开展尽职调查时才否决项目，前期工作投入成为沉没成本。
化解融资难题贵在“五点”
从实践经验看，现金流稳定性、信用结构完整性及资金路径可实现性是海外项目可融资的三个核心要素。只有在前端通过结构设计将项目风险转化为金融机构可接受的风险形态，融资工具才能发挥作用。反之，若上述要素存在缺陷，即便引入多种融资工具，亦难以实质推动项目落地。因此，中资跨国公司在推进海外项目时，应从“事后匹配融资”转向“前端结构设计”，将融资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通过系统化设计实现现金流闭环、信用增级及跨境资金通道打通。海外融资的本质，不在于选择何种工具，而在于将项目转化为可被国际金融体系接受的标准化风险结构。
强化前端嵌入与统筹机制
中资跨国公司应加大海外项目融资的前置力度，而非在商务合同签署后被动开始。在项目初始方案设计阶段就完成充分的融资可行性分析，对项目收入来源、回款周期、币种结构与资金流向等关键因素前瞻性分析，由此研判项目是否满足金融机构对于偿债覆盖率和风险缓释的基本要求。此外，应在项目意向阶段就引入金融机构参与项目融资的讨论，充分了解金融机构在目标国别、行业与交易结构方面的风险偏好，避免在项目立项后因融资路径与金融机构审批逻辑不匹配，导致融资方案的反复调整甚至推导重来。在项目立项阶段，应将融资可落地作为重要决策依据，而非立项后再判断。企业集团再评估时应重点关注项目是否能够获得出口信用保险，特别是国别限额及买方资信是否满足承保条件；项目收入能否在我国及当地的跨境资金监管环境下实现资金回流。对于无法满足上述两点的项目应审慎推进或及时退出，避免后期因上述因素导致项目失败。对于外汇管制严格的国家，应在前期同步设计资金路径，如通过离岸账户收款、第三国结算或引入境外支付主体等方式，来降低资金划转合规风险；对于存在利息支付限制或资本项下资金管制的情形，应通过贸易定价调整、服务费安排等方式实现收益转移，避融资结构失效。
多元措施提升融资落地可行性
在提升海外融资落地可行性方面，实践中通常需要通过引入更高评级的信用背书等方式增加项目整体可融资性而非选择更换具体的融资产品来推动项目融资落地。但具体来看，单一的项目风险缓释手段仍有局限性：其一，引入出口信用保险虽可在一定程度上覆盖政治及商业风险，但其承保规模受限于国别额度及买方资信。即便项目具备承保条件，也可能因年度国别额度已被占用，导致批复规模低于融资需求，从而影响整体融资结构闭合；此外，在个别情况下，即使前期已获得承保意向，仍可能因宏观环境或双边关系变化，在审批过程中出现承保收紧甚至暂停的情形。其二，通过银行保函或母公司担保进行信用增级，虽可提升整体信用水平，但在当地融资环境偏紧或担保主体资质有限的情况下，项目增信成本可能显著上升，甚至成为融资推进的实质性障碍。其三，汇率风险对冲工具在部分市场存在流动性不足、期限不匹配等问题，难以对项目全周期现金流形成有效覆盖，从而使汇率风险仍在较大程度上暴露。因此，中资跨国公司在提升买方信贷等海外项目融资的可落地性时，可同时通过信保机构、银行保函、外汇衍生业务等多种形式来覆盖项目风险敞口，才能有效的推动项目融资落地。
提升全球金融资源整合能力
在跨国企业集团作为融资主体直接融资时，跨国企业集团可通过财务公司、境外财资中心等主体进行内部余缺调剂，提高集团内部资金周转效率，降低外部融资依赖度，同时可在内部资金统筹基础上，积极协调运用境外直接贷款、境内融资后对外放款、中资离岸债发行等方式，结合项目资金需求结构和监管要求，合理匹配融资工具，形成内外联动的融资支撑体系。在企业集团开展买方信贷等为业主方融资业务时，可不断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常态化沟通与资源储备，提前了解其风险偏好、授信政策及结构要求，以便海外项目推进过程中可以筛选适配的金融机构，避免增加沟通成本。
完善自身融资管理体系与能力建设
由于海外融资复杂性极高，不同业主不同国家即便相同类型项目仍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因此中资跨国公司应从总部层面建立统一的海外融资管理体系，不可依赖子企业单兵作战。对于海外项目，应在立项、投标、合同谈判、融资落地和运营等环节明确国际业务部门、融资部门、法务部门、财税部门的职责分工，协同一体化推进。在人员能力建设方面，应加强复合型融资人才培养。海外项目融资人员不仅要熟悉银行授信、信保、外汇管理等金融工具，也要理解工程合同、东道国商业习惯及当地监管、税务安排及跨境资金路径设计。
提高外汇风险管理能力
企业在海外项目的融资结构设计中，应确保融资币种和项目收入币种相匹配，确保不因为融资比重问题放大汇率风险。同时，在商务合同谈判环节，应前置参考相应币种远期价格、掉期点差等可观察价格作为谈判依据，同时在形成收入时及时通过即期结购汇、外汇衍生工具等方式进行风险缓释，而非对赌汇兑收益。在部分涉及境外项目境内采购时，也可适当通过价格调整将汇率风险向供应商适度传递，避免因承担过多外汇风险导致金融机构认为项目偿债能力不足、进而影响项目融资的情况出现。
作者系中化工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