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企业走出外贸发展困境

根据“J曲线”效应，汇率降低会刺激出口。长期以来，人民币贬值一度被认为是外贸发展的动力。但纵观我国外贸发展轨迹，出口与汇率并非负相关，如2001—2005年，汇率并未明显下跌，但外贸年均增长却达25.5%；2006—2008年，汇率升幅达21%，外贸则仍年均增长24.7%。这种“悖论”的出现，值得我们深思。我国多年来外贸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当前为什么会陷入困境，未来又会怎样发展？

外贸发展的动力

人口红利与改革开放制度红利相重合，民营经济活动充分释放。在改革开放这一顶层设计推动下，压抑了多年的经济内在活力得到解放；同时，中国青年人口在1978年达到顶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持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国劳动力“价廉物美”，素质好、能吃苦，在经济发展初期，承受了高强度的劳动，创造了“中国制造”的辉煌。

以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长期支持外贸业发展。通货膨胀虽然是一种物价普遍上涨现象，但货币流向全社会存在先后顺序，先获得货币投放的部门，在物价普涨之前可以获取额外收益。外贸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获得了大量优质、廉价的金融服务资源，支持了外贸经济跨越式发展。

WTO红利助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加入WTO，使我国经济充分融入了国际社会，获得了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并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获得了普惠制等特殊优惠待遇，为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在政策上扫清了障碍。中国利用内在的比较优势，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国际产业转移经历过四次“浪潮”：第一次是美国承接英国的产业转移；第二次是日本、德国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第三次，亚洲“四小龙”成为主要承接地；第四次，鉴于“四小龙”面临着市场狭小和生产扩张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布局供应链，中国遂开始承接东南亚、日本等国的产业转移，成为世界的工厂。

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创造的雁形发展模式。雁形发展理论的目的是为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然后再创造，最终替代国外技术。如华为模式，先从国外代理进口先进交换机，加快中国通讯技术现代化，也培育了国内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华为也研发出了自己的产品，然后利用本土生产价格低廉、掌握销售渠道的优势替代国外产品，最后再出口对外扩张，成为仅次于思科的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制造商。

严格限制外资进入涉及国家命脉的领域，并有序管理资本项目。一方面，中国仅开放商品贸易领域，对资本与金融项目却采取循序、渐进、可控的开放方式。这样既开放了市场，又保障了我国金融经济的安全。另一方面，我国对于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采取谨慎开放策略，既推进了国内落后产业的升级进步，又确保了国家经济主权。

当前面临的问题

一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外部需求总体萎缩。美国个人和主权债务高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频发，加上英国“脱欧”事件，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日本老龄化继续推进，劳动力人口急剧萎缩，债务包袱沉重。

二是劳动成本今非昔比，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企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G20经济体新增的贸易限制措施中有三分之一是针对中国，中国成为受贸易保护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三是产业格局提升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困境。近年来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但只局限在个别领域。发达国家的二次工业化、制造业回归计划以及各种技术壁垒，都制约着我们转型升级。另外，东南亚等国次新兴市场，凭借其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