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经济发展导向的人民币跨境自由使用

自2015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各项相关指标均有大幅提高。如何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笔者认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布局，应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主，建设金融交易网络为辅。我们需要构建既能增进国内外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又可便利人民币跨境自由使用的市场机制和政策环境。

人民币跨境自由使用的着力点

当前，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市场处在相对稳定的良好状态。市场流行的看法仍然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货币自由兑换，需要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笔者的观点是：国际货币最终是要自由兑换的，但并非人民币国际化就先要自由兑换；货币自由兑换也不等于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

首先，货币自由兑换比资本账户开放有更深厚的内涵。货币自由兑换最初是指金本位下纸币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之后进入有限兑换和不可兑换阶段。黄金非货币化后，主权国家法偿货币的自由兑换已具有四个新的内涵：（1）政府承诺币值稳定；（2）政府承诺保护私产；（3）发行国具有强大的可贸易品生产与出口能力，为境外流通的本币提供物质基础；（4）境外持有人“可自由使用”，也即本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具有支付、结算、投资、交易的便利或低成本。大宗商品的计价、金融机构提供以本币为载体的国际金融服务、离岸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在岸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都可有效提升货币的“自由使用”度。而资本账户的开放，只是其中的离岸人民币回流和以本外币兑换为条件的资本跨境自由流动。

其次，发达国家在货币自由兑换前提下，仍然实施资本账户管理。比如，显然已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G7国家，资本账户也并非完全开放：加拿大一项关于经济自由度指数的调查显示，以10分为满分，2011年，英国的资本账户自由度是8.27分，而美国仅得4.83分。如果资本账户是完全开放的，美国为何还要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呢？

因此，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和对外投资健康发展的人民币跨境自由使用，重点可以放在国际大宗商品的计价（如可重点探索在澳大利亚、非洲和西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与直接投资相关战略资源的人民币计价交易市场的可能性）、中资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贸易投资服务的人民币国际业务，以及建设离岸人民币具有内生稳定性的回流机制上。相比较，以本外币兑换为前提的资本流动，仍然需要适度管制；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人民币投放则应相对谨慎，以抑制跨境投机和套利的金融交易活动。

我们可通过准入前国民待遇，促进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加大资本市场直接投融资服务业的开放，为境外投资管理人才在境内创设投资管理公司服务于中国居民的财富管理，创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对热钱或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仍需要管制。

从国内房地产价格泡沫、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及其所导致的银行体系脆弱性现状来看，资本账户仍然需要管制，且重点应放在改进管理方式和效率上。笔者建议，借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经验，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需要，与国际货币合作国家签订中国政府主导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中国资本市场准入资格作为我国政府推进境外货币与金融合作的特惠政策。

建设多点放射型跨境人民币交易的闭环模式

我国政府可倡导并促成“外汇适度管制下的人民币直接投资输出+离岸人民币产业园区+以国债市场吸收人民币回流”的多点放射型跨境人民币交易的闭环模式。

首先，政府需从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双重视角精选“一带一路”部分国家，与市场力量一起，协同建设其中的“离岸人民币产业园区”。政府可通过双边投资与贸易协定谈判，寻求东道国的政策支持，在区内实施有利于产业资本长期发展的相关法律与制度安排；以中资企业为主，直接植入资本、技术和海外销售渠道；以我为主整合属地的劳动力、专业人才与自然资源等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组织生产。此类直接投资“飞地”的优点，是可引入更先进的商业文化和制度作为生产要素粘合剂，以此影响当地政府、企业和劳动者，避免中资企业发展受到当地文化和制度的束缚。园区内推进人民币的计价、结算和支付，中资银行需提供追随型金融服务。园区生产的制成品，除以本地和海外市场为目标外，还可部分返销中国国内市场。返销国内市场可以帮助东道国以贸易项下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