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的投资智慧
西方媒体曾称新加坡为“15世纪‘精明之城’威尼斯的21世纪继承者”。新加坡执政者的睿智和务实缔造了今日狮城之繁荣。其在投资领域的前瞻布局和骄人业绩，更是鲜有国家能出其右。
自上世纪60年代末起，新加坡政府通过设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淡马锡（Temasek）、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三大政府投资主体，对国家财富进行管理。如今，这三大主体每年上缴的投资收益贡献了该国15%—20%的财政收入，分别超过公司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成为国家财政最大单一收入来源。2019年1月，时任淡马锡总裁的何晶说，如果没有三大投资主体每年上缴的投资收益，“政府很久以前就可能已经调高税率，来弥补社会开支的不足”。
奠定这套国家财富投资管理体系的，是被誉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的吴庆瑞（Goh Keng Swee）。他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经济学博士，是新加坡务实治国的代表。吴庆瑞博士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为配合新加坡旅游业的发展，提议建立新加坡裕廊飞禽公园。为什么是“飞禽”公园？他解释道：“鸟儿，不同于老虎、猎豹这些食肉动物，它们吃得不多，不会对国家的粮食供应带来负担。”其思虑之精细，可见一斑。从带来就业机会并打开创汇之路的裕廊工业区（Jurong Industrial Park）的奠基，到至今仍在为新加坡积极谋划未来的经济发展局（EDB）的创设，再到兼容并蓄且紧扣产业结构所需的教育制度的建立，都是他的政策创新之作。
新加坡国家财富投资体系更是他通盘考虑、缜密筹划的产物。这套体系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其中的许多关键性安排，都体现了奠基人及后来者的智慧和用心。本文将就最值得称道的几点展开分析。
高度重视储备资产管理的收益性
早期的储备资产投资理念认为，安全性、流动性至高无上，因而大量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甚至直接以现金形式存放；而收益性则往往被忽视。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囿于这种传统观念，加之自身投资能力薄弱，陷入了所谓的“斯蒂格利茨怪圈（capital doubtful recycling of Stiglitz）”，即将通过出口、引进外资等方式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大量投向低收益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债券类产品，而发达国家的投资公司则吸收这些资金，投资于新兴市场的高收益领域，可赚取三倍甚至更高的回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于1998年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这种国际间资本流动怪象，实际上是新兴市场国家外汇资源配置效率低导致的一种外汇财富损失。
吴庆瑞却不拘一格。新加坡独立后不久，他便于1969年在财政部专门设立了海外投资部（Department of Overseas Investments），并自始就十分重视投资的收益性。他开创性地将储备资金分为两类——货币储备（支持货币稳定所需的资金）和非货币储备（盈余部分）：前者须配置高流动性资产，后者则可开展长期、较高收益的投资。他还大胆提出要进入海外股票市场，让投资回报最大化，并邀请国际证券公司前来推介。根据当年受邀的日本证券公司相关人士的回忆，起初，他们没有想到新加坡财政部真地会进入海外股市，后来却意外收获了经纪业务“大单”，在英国、美国、西德和日本市场为新加坡开展股票交易。
1971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成立，海外投资部划归其下，并延续了此前的投资风格。这也使得新加坡金管局从成立伊始便与其他中央银行不同——没有“储备管理是刻板的、以被动管理为主”的思想包袱，而是将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作为份内之责，并纳入考核指标。
对投资收益的高要求令其投资能力快速提高，促使其长年紧贴市场，并积极寻求最优资产配置：上世纪80年代，成熟的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系其储备盈余投资的首选；到了90年代，随着资本实力和投资经验的累积，投资区域范围从成熟市场拓展至更具成长性的新兴市场，并将触角延伸至另类资产（公司股权、基础设施、房地产、私募基金等）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基金、保险公司等大型投资机构，开始了一场漫长的以“追逐收益率”为主题的资金大迁徙。而金融危机前，这些风格偏保守的投资机构则大量配置固定收益类资产（特别是政府债券），且目前该类资产的平均占比也仍在39%。然而，危机后持续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令政府债券收益率不断下滑。这导致过去投资者普遍信奉的“60%债券，40%股票”的所谓“黄金配置定律”走下了神坛，机构资金逐渐从传统公开市场，向另类投资这片收益率“高地”转移。2010至2017年间，机构投资以年均9%的增速流向另类资产。特别是近几年，在全球近30%，欧洲近60%，日本接近75%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为负的大环境下，更进一步推动了机构投资流向另类资产。在这方面新加坡则走在了前列，不仅长年以股权投资为主的淡马锡将超过40%的资金配置于另类资产，以公开市场投资为主的GIC也与100多家私募基金开展合作，并将另类资产比例目标设在了20%—28%。
也有人表示疑虑：另类资产虽能提供更高的回报率，但投资期限较长，流动性不及公开市场投资。实际上，公开市场流动性往往被高估，且由于同质性强，还易发生方向一致的“踩踏交易”，导致价格骤跌，流动性瞬间蒸发。正如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