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施策有效扩大内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步伐的加快，消费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持续得到提升，消费增长潜力值得深入挖掘。与此同时，仍然需要充分肯定投资具有稳定经济增长和维持内需扩张的关键作用。推进投资提质增效和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既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要求，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房地产市场运行与投资和消费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把握好促进消费和提升投资过程中的重点，发现和解决难点问题，使得扩大内需更好地落到实处。
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日趋重要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显著变化。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主要对应外需，而投资和消费主要对应内需，内外需协调配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结合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来看，在外需受到较大冲击且容易被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内需不但是总需求的基本盘，更是在总需求中占比不断扩大的成长盘。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是以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拓展。扩大内需主要涉及三大领域：既要加大投资，也要扩大居民消费，还要发展房地产；房地产行业发展既拉动投资，又扩大消费。
自2000年以来，中国内需呈现出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对外依存度显著下降，内需对经济的贡献持续扩大。二是从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转变。三是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依然保持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挥自身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基于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向广大的外需市场推动出口和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并在2006年达到了68%的最高水平，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2007年曾一度高达8%左右。此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的愈发明显以及我国经济自身向高质量转型发展需求的提升，使得对外依存度下降至如今30%左右的水平，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降至3%左右的水平。我国开始逐渐进入依靠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
2000—2010年期间，我国依靠投资和消费的“双管齐下”共同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一方面，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大力发展包括商品房在内的房地产投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又进一步加快了制造业投资的步伐。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带动消费需求激增。据统计，在2000—2010年的十一年中，有六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高于投资，剩下五年则低于投资。进入2011年，由于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率过高，债务风险过大；房地产过热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过高，房地产企业也面临资金收紧和销售不畅导致的流动性压力，房地产投资增长步伐逐步放缓；制造业投资则受外部不确定性影响较大。通过追加投资对内需的提振作用减小而副作用却逐步显现。在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且对内需提振作用减弱的情况下，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数据显示，除个别年份外，从2011年至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55%—69%的区间内，而资本形成（投资）的贡献率则保持在22%—46%之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显著高于投资贡献率。这表明，从2011年开始，中国内需和经济增长正在向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路径上转变。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经济运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投资和消费恢复不同步和外需有效弥补了内需的不足。2020年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一年，当年一季度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经济负增长，之后通过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扩大来迅速稳定经济断崖式下滑。但在疫情严重冲击下，消费亦受到重创。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8%，拖累GDP增速0.15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81.5%，拉动GDP增速1.79个百分点。2021年，随着疫情被有效地控制，内需和经济增长又回到了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状态。由于财政后置、项目审批严格和房地产市场承压等因素影响，投资明显放缓。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攀升至65.4%，基本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大跌至13.7%，不仅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甚至时隔23年后再度出现贡献率不及出口的情况。鉴于疫情冲击下全球需求的转移和我国体系健全的产业链，2020年和2021年的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均高于20%，创下近二十年以来的高位。
房地产业在我国扩大内需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的支柱产业，我国房地产行业体量大，产业链条长而广，关联行业多，对于相关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强，对内需增长的直接贡献高。根据相关统计，自1998年住房分配货币化和住房供应体系商品化开始，房地产投资对于GDP贡献率的变化，经历了从初期快速拉动、到高位平衡、到下行拖累、再到低位拉动等四个阶段。1998—2002年为初期拉动阶段，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平均5.6%，增长贡献率平均9.1%；2003—2010年为高位平衡阶段，占GDP比重平均7.1%，增长贡献率平均7.8%；2011—2015年为下行拖累阶段，占GDP比重平均7.2%，增长贡献率平均3.6%；2016—2020年为低位拉动阶段，占GDP 比重平均5.9%，增长贡献率平均6.6%。近十年，房地产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呈现出先下行再上升态势。房地产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11年的5.7%逐步下滑至2018年的5.1%，其后逐步提升至2020年的5.4%；房地产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率由2011年的4.2%逐步下滑至2017年的3.3%，其后提升至2020年的12.1%。迄今为止，房地产行业对投资和消费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和难点
今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第三年。尽管与前两年相比，当前国内经济继续稳步恢复，但疫情仍然不断反复。国内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尤其是需求端仍较为疲软，房地产也处于全面下行区间。鉴于此，政府明确提出“稳增长”的宏观政策基调是明智的做法。扩大内需对“稳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结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当前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扩大内需需要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共同发力的预期目标，同时应把握四个重点和解决其中存在的五个难点。
重点一：发挥基建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压舱石”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基建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作用，需要解决财政支持如何贯穿全年和如何保证全年优质项目充足这两个难点。基建投资向来由各级政府主导，是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对于制造业投资、工业生产、消费等均具有较强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从历史数据看，基建投资在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对经济运行产生较大下行压力时曾起到过良好的缓冲作用。2022年初始基建投资如期反弹。1—2月，基建投资增长8.1%，增速比2021年全年加快7.7个百分点。财政支持力度显著加大、项目建设速度加快以及部分传统基建和民生领域投资力度有所加强，成为推动基建投资快速反弹的主要因素。反观2021年，由于财政支持力度偏弱、项目审批缓慢以及优质项目缺乏，基建投资全年仅增长0.4%，增速甚至不及疫情暴发的2020年。可见保持全年财政较强支持力度和优质项目维持充裕状态是保障基建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关键。2021年计划发行专项债额度与上年持平，但每个月下发进度出现严重的不均衡，前期发放过于缓慢导致后期追赶不及拖累全年基建投资增长。前几年也出现过因前期发放过快、后期无债可发从而影响全年基建增速的情况。投资的提质增效是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因此优质的投资项目应符合有效投资的要求。此前各级地方政府，尤其中西部地区转型速度慢于东部地区，投资项目还是多以传统低效基建项目为主，造成优质项目稀缺，难以及时形成实物工作量。
重点二：发挥制造业投资在稳投资和稳经济中的“平衡器”作用。如何在全年中保持民企较高的投资积极性是个难点。一方面，制造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占比最高，对于整个投资有较强的拉动效应。2021年，在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同时走弱时，制造业投资的快速恢复对整个投资的平稳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2022年初始，制造业投资继续快速复苏。1—2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