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历史经验教训

日本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滞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美国不同的是，当时日本并不是成熟市场经济体，而是转型经济体，正处于国内潜在经济增速下台阶和市场化转型的关键期。本文分析日本应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历史并将其与后续“泡沫经济”相联系，总结日本经验的独特之处。

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下日本经济陷入滞胀

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对以色列以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日本、美国等）实施石油禁运，造成油价上涨，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暴涨导致日本于1974年陷入滞胀困境。

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日本滞胀问题较英美等发达经济体更加严重。一方面是通胀更严重，在OPEC石油禁运后，日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在1974年飙升至23.2%，较1972年上升18.4个百分点，社会上出现“卫生纸恐慌（Toilet Paper Panic）”等商品抢购风波；而同时间段美国、英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CPI增速分别上升7.8、9.0和8.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经济衰退程度更深，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74年负增长1.2%，增速较1973年大幅回落9.3个百分点，而同时间段美国、英国和OECD国家的GDP增速较上年分别下降6.2、9.0和5.2个百分点。

日本高通胀由国内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外部供给冲击共同导致。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日本为应对“尼克松冲击”（1971年8月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临时冻结物价和工资、进口商品征收10%附加费等政策，导致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并引发日本出口萎缩和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导致通胀升至较高水平。1971年日本央行降息4次，贴现率于1972年6月降至194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4.25%。同时日本政府打破二战以来的财政平衡理念，1972年长期建设公债发行规模达到1971年的近3倍；1973年7月主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田中角荣就任日本首相，进一步刺激了土地投资和建设热潮。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的1973年9月，日本CPI和PPI同比增速已达到14.3%和18.5%的较高水平。石油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日本进口能源价格飙升，推动CPI和PPI同比增速在1974年10月进一步升至25%和24%以上。

严格紧缩的经济政策在有效控制通胀的同时导致短暂经济衰退。货币政策方面，为控制持续加速的通货膨胀，日本央行在1973年初通胀开始加速时即逐步加息，同年8月贴现率已超过“尼克松冲击”前水平。在石油危机导致CPI同比增速在1973年末突破20%后，日本央行一次性大幅加息2个百分点，并通过窗口指导要求商业银行限制信贷。财政政策方面，作为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党内竞选对手的福田赳夫在1973年11月出任大藏大臣后，随即缩减财政支出；1973年下半年新增长期建设公债较上半年腰斩，1974年新增长期建设公债规模仅为1972年的86%。严格紧缩的经济政策导致日本在1974年遭遇二战后首次经济衰退，但同时也有效控制了通胀，CPI同比增速于1974年11月开始逐步回落。随着通胀风险缓解，紧缩的经济政策自1975年中期开始逐步放松，滞胀问题逐渐解决，1978年11月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前CPI增速已下降至3.6%。

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并避免再次滞胀

1978年伊朗国内政局动荡以及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伊拉克与伊朗战争）导致国际原油供给再次受到冲击，出现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历了远比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更严重的滞胀问题，而日本则较为成功地应对了供给冲击，成为发达经济体中令人瞩目的“优等生”。

日本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通胀方面，日本物价上涨程度相对更低。日本CPI增速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最高上升至7.8%（1980年），较石油危机前（1978年）提高3.6个百分点；同时间段美国、英国、OECD国家的CPI增速涨幅则明显更高，分别上升5.9、9.7和5.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方面，日本GDP增速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最低为2.8%（1980年），较1979年下降2.6个百分点；同时间段美国、英国、OECD国家则分别下滑3.4、5.8和2.8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和英国在1980年陷入经济衰退。

清晰的货币政策立场稳定了通胀预期，是日本对通胀控制更有效的关键。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PPI增速在进口能源价格指数大幅攀升的推动下快速回升。为阻断上游价格上涨演变为全局性价格上涨和避免“工资-物价”螺旋诱发的通胀预期，日本货币政策迅速收紧。一是于1979年4月开始连续5次加息，贴现率在1980年3月触及9%的二战后最高水平。二是日本央行通过窗口指导要求商业银行控制对实体部门的信贷供给，国内银行信贷余额增速由1978年末的10.3%大幅下降至1980年第三季度末的6.1%。此外，日本政府还大幅收紧财政政策配合抑制通胀，1979年新增长期建设公债规模降至1977年的水平，较1978年大幅下降22.3%。果断而迅速紧缩政策稳定了通胀预期，使通胀压力仅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