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措施、影响、前景与对策
近年来,美国通过对华加征高额关税、实施歧视性补贴政策、限制中美车企技术合作、联合盟伴打压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等政策措施,试图重构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美国相关举措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造成多维度、链条式冲击。笔者聚焦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重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政策措施,探讨其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分析美国重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前景,并从生产、技术和市场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美国重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政策措施
一是美国通过对华加征高额关税,削弱中国新能源汽车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拜登政府在2024年5月宣布,在既有301关税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光伏电池、锂电池等产品加征关税。这一决策是对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关税政策评估审查后的结果,将影响价值180亿美元来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其中,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从目前的25%提升至100%,电动车锂电池301关税将提至25%。自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来,美国再次升级对华关税措施,大幅提高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关税税率。
二是美国通过以歧视性补贴为核心的产业政策,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2022年8月美国通过的《通胀削减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在加大对新能源产业投资的同时,还包含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内容。《通胀削减法》对美国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提供总计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优惠,并对在美国境内的生产企业提供生产成本10%的税收抵免;同时,该法禁止享受补贴政策的新能源汽车使用由所谓“受关注外国实体”,即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四个国家“拥有、控制或管辖”的实体生产的车载电池关键矿产品或车载电池组件。该法生效后,包括特斯拉、福特、通用等车企都在调整电动汽车零部件供应链,以期申请拿到补贴。
三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中美车企开展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例如,宁德时代在2023年2月尝试与福特汽车合作在美国密歇根州建厂并向福特汽车授权电池生产技术。但是这一合作几经波折,2023年9月,福特汽车停止建厂计划,11月恢复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并缩减该电池工厂投资。2023年12月美国通过《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4),该法禁止美国国防部从2027年10月起从六家中企购买电池。此举表明,美国在新能源产业开始推进其国内供应链与中国“战略性脱钩”。
四是美国以所谓中国“产能过剩”为由,联合盟伴国家共同打压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自2024年以来,美国政府官员不断罔顾事实,指责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在2024年七国集团(G7)峰会中,美国联合盟伴国家共同表达了其对中国新能源领域“产能过剩”的担忧。在此之前,欧盟已经效仿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额外征收最高35.3%的反补贴关税(见表1),继美欧之后,加拿大也宣布将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美国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加征关税的举措逐渐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国重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影响
整体来看,美国重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核心是以“美国国家安全”和“中国产能过剩”为理由,推行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通过“遏中以强美”以实现“此消彼长”的战略目标。美国相关政策措施将从生产、技术和市场等多个维度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其具体影响如下。
一是从生产维度分析,在美国产业政策的影响下,部分跨国车企开始重新调整供应链策略,尝试在美国政府的产业补贴政策与中国市场的潜在价值中寻求利益最大化。这些车企一方面对中国进行有限投资,以维持既有的中国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重新调整供应链,尝试在美国、墨西哥等地投资建厂,扩张产能,以获得《通胀削减法》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美国产业政策正成为影响新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以特斯拉为例。根据日本Fronteo公司对特斯拉13428家供应商的分析,美国公司占其供应商总数的22%,中国公司占17%。特斯拉约40%的电池材料供应商是中国公司,显示了其在锂离子电池领域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在《通胀削减法》的影响下,特斯拉将在税收优惠政策更有利的美国完成车载电池关键矿产品或车载电池的生产环节。例如,特斯拉在2023年投资3.75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建设锂精炼厂;同年,特斯拉追加35亿美元投资,扩建了其位于内华达州的超级工厂,用于生产新的4680电池。另外,特斯拉还采用供应链多样化的策略,投资墨西哥建设超级工厂。特斯拉于2023年宣布在墨西哥新莱昂州建立汽车工厂,并计划在2025年的第一季度建成投产。同时,特斯拉已将时间表同步给零部件供应商,并游说其供应商投资墨西哥。特斯拉对其供应商提出的要求是:如果在2025年前,未能完成墨西哥本地化生产,不仅难以获得墨西哥新工厂订单,也可能会丢失原本出口给特斯拉美国工厂的订单。特斯拉通过这种方式就近为美国供应汽车,降低成本,享受《通胀削减法》的补贴政策。
二是从技术维度分析,在美国“泛安全化”政策的影响下,中美新能源车企的经济技术合作受限。近年来,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手段,压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中长期看,美国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并通过各类实体清单、双向投资限制的方式对中国新能源相关企业以及供应链上下游进行打压。美国的限制措施将推进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科技脱钩”进程,阻碍中国新兴产业发展。
以车载芯片为例。现阶段,中国新能源汽车研发尚未实现完全自主,芯片等重要零部件仍依赖进口。单辆新能源汽车一般需要1500—2000颗芯片。芯片如同新能源汽车的大脑,按功能划分,主要分功能型芯片、传感器和功率半导体三大类。然而,中国在车规级(符合汽车行业标准的特定规格等级)芯片领域的技术尚不成熟,供应高度依赖国外。在2022年两会期间,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表示,我国汽车芯片自给率不足10%,国产化率仅为5%。目前车规级的微控制器(MCU)芯片市场基本被赛普拉斯、德州仪器等外国制造商垄断。美国联合盟伴国家对中国半导体芯片和新能源产业采取技术限制措施,这些措施不仅阻碍了中国新能源汽车重要零部件的海外采购,也会对中国相关产业技术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是从市场维度分析,美国和欧盟的关税政策将削弱中国新能源产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现阶段,中国车企占据全球新能源汽车较大市场份额。根据美国清洁技术公司(CleanTechnica)发布的数据,在2023年新能源乘用车企的销量排名中(见图1),比亚迪(287.7万辆)位于榜首。从市场份额分析,中国车企占据全球新能源乘用车的较大市场份额,前10的销量榜单中占据6席(35.76%);而美国车企则仅有特斯拉上榜(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