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征关税对全球贸易体系影响几何

受到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的第一任期加征关税、中美大国博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伴随着特朗普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其激进的贸易主张再度受到广泛关注。如何看待美国新政府及其贸易政策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对此，笔者认为，即使美国再度大范围加征关税，包括对华加征高额关税，世界贸易体系也不大可能回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施《斯姆特-霍利法案》后各国各自为战、以邻为壑的状态。从上一轮贸易摩擦的历史和当下一些国家的反应来看，如果美国执意对主要贸易伙伴大范围加征关税，美国反而有可能被隔离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出现“去美国”的“全球化”。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为代表的全面性的贸易协议确实短期难以取得进展，但是区域、双边的贸易安排仍在推动全球范围内商品和服务产出的专业分工；环境保护、数字经济、服务和投资便利等议题可能会成为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中的核心议题。当然，在中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与安全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可能被分割为两个市场。

面对美国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演化，中国应积极应对。一方面，应该在维护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勇于讲出中国叙事，限制一些国家通过“泛化国家安全”对贸易进行干预的行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应该顺应贸易谈判的焦点从货物转向服务和投资、从边境措施转向境内制度要求的趋势，推动国内体制改革，扩大内需，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提振经济增长并改善社会福利。

特朗普加征关税之前的国际贸易体系演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自由贸易的理念受到了更多认可。吸取世界大战的教训，西方国家普遍意识到贸易既可以促进专业分工、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改善福利，也加强了各国联系，有助于减少冲突和战争。

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通过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要求成员国对所有成员实施同等的待遇，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化进一步扩展。WTO于1995年成立，继承了GATT的基本框架，并拓展了其职能，涵盖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投资措施等领域，还建立了更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受到GATT和WTO机制的推动，全球贸易出现了数十倍的增长，全球产出也大幅增长。

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补贴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2001年开始的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这一困境促使各国转向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协定，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实际上，WTO规则也允许区域国家形成比一般“最惠国”更优惠的贸易条件。例如，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2018年日本、智利、加拿大等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0年《美加墨贸易协定》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此外，由于WTO规则在服务贸易、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准入和公平竞争等议题覆盖不足，一些国家或者在WTO框架之外发起一些专项贸易谈判，或者通过新一代区域自由经贸协定（如CPTPP）的额外条款对相关议题进行覆盖。贸易自由化的重点正在从货物转向服务和投资、从关税等“边境措施”转向公平竞争等“境内制度要求”。

例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2016年完成了新一轮《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基本框架文本。而为了保障竞争公平，CPTPP对国有企业设定了非商业援助条款、透明度义务和监管中立条款等多项条款。其中，非商业援助条款严格约束缔约方直接或者通过国有企业等方式间接向本国国企进行“非商业援助”活动，这些活动涵盖但不限于资金提供、债务免除，优惠融资、担保条件、违背投资惯例的股权投资，以及以优惠条件提供货物或服务等。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摩擦和背后成因

特朗普第一届任期的贸易摩擦（2017—2021年）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向“保护主义”倾斜的重要标志之一。2018—2019年，特朗普先后对中国340亿美元、160亿美元、2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于2018年6月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涉及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2019年美国还对印度的金属和化学品类商品加征了关税。

在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美国产品同步加征关税实施报复；欧盟、加拿大等也采取了报复措施。除此以外，中国还通过实施非关税壁垒、支持本土产业、扩大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合作等措施缓解外部冲击；中国、欧盟、加拿大等也同时向WTO提起诉讼。笔者曾在《中美关税之争的影响与推演》一文中提到，尽管中美贸易显著下滑，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保持活跃，对欧盟的出口也保持较高增速，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市场的萎缩。

为何特朗普政府会明显背离推动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笔者在《“华盛顿共识”加速转向，中国如何应对？》一文中提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一度成为美国维系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支撑，其主张的“大市场小政府”“私有化”以及“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的理念，也成了美国二战后输出最为成功的政策框架。

然而，理想与现实存在明显的差距，尤其是在美国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演化中，这种模式被认为没有带来预期的公平和繁荣。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反映了对这种全球化经济模式的反思。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也并未取消对华关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公开承认在事关战略和安全的行业，美国正在以包括关税和产业政策在内的国家力量进行介入。

笔者认为，与自由贸易有关理想模型的前提假设或者过于简单，或者在一些领域与现实并不一致，导致了美国调整其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

第一，自由贸易理论主要强调贸易改善各国整体福利，但是对分配问题关注不足，也没有考虑到利益受损者会通过选举等方式进行政治反抗。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很多是来自美国中西部“制造业带”的工人阶层，他们认为全球化使美国的生产线迁往海外，导致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流失。自由贸易导致中国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使得中国劳动力受益，美国劳动力受到损害。与此同时，美国受益于全球化的金领阶层和超级富豪则层出不穷。特朗普的副总统搭档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提到，许多来自美国“制造业带”的工人阶层感到在全球化中被彻底抛弃。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自尊，缺乏教育和技能的机会，很难适应现代经济的需求变化，社会的割裂和不满情绪也因此加剧。这些“输家”逐渐失去了对传统政治体系的信任，寄希望于通过保护主义政策来恢复曾经的繁荣与自信。特朗普抓住了这一点，提出“美国优先”的政策，承诺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保护美国工人，恢复制造业就业，打击“全球化精英”的利益。

第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很少考虑交易双方对市场干预长期不同可能引发的不平衡问题，这是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理由。例如，特朗普声称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导致美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遭受损害。实际上，欧盟、巴西等也有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钢铁等产品的出口征收反补贴税或关税的行为。

第三，传统的贸易理论对产业发展具有的“锁定效应”讨论并不充分。最近一些年的学术研究表明，生产扩张、利润增长、持续创新可能形成自我加强的循环而“锁定”竞争优势；对于那些规模优势巨大且具有战略性的产业可能尤其如此。沙利文曾以“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建设能力，就有可能失去创新能力”为由，为美国对芯片等高科技制造业的补贴做辩护。特朗普的关税也可以实现市场分割，削弱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规模优势，减缓中国在优势产业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