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弱美元”计划与“强美元”现实

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当天，随着选情逐步向共和党倾斜，美元指数大幅升值，12个小时内由103.3升至105.4、升值幅度高达2.0%。而在此之前，无论是辩论日美元指数的日内高频数据，还是过去几个月美元的整体走势，也都与特朗普选情息息相关。2024年6月以来，博彩网站Polymarket隐含的特朗普胜选概率与美元指数的相关性高达0.77，“特朗普胜选”似与“强美元”已划上等号；但在此之前，无论是接受彭博社采访还是公开演讲，特朗普和其助手万斯都多次强调了“弱美元”计划。为何“弱美元”的主张却收获了“强美元”的现实？2025年美元将继续走强吗？

“弱美元”的重重阻力

特朗普和万斯对“弱美元”的主张，主要基于其对美国贸易逆差的理解。特朗普认为，当前美元存在高估，而高估之下的“强美元”使得美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较高，削弱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强美元”还使得进口商品相对便宜，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基于此，特朗普希望通过“弱美元”政策降低出口成本，提高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此刺激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美元存在高估吗？从购买力平价角度看似有一定高估，国际金融事务研究所（IIMA）的测算显示，截至2024年8月31日，基于相对购买力平价美元兑欧元高估14.3%、兑日元高估25.6%。从国际收支视角亦然，基于经常账户货币错位监测的克莱恩模型显示，截至2024年10月，美元指数高估约16.8%。但相对购买力平价视角忽视了美国不可贸易品部门高昂价格的扰动，经常账户平衡视角更是忽视了资本账户巨额资金流动对美元汇率的影响。事实上，美元作为离岸规模最大、市场交易最充分、资本账户可自由流通的外汇，其市场价与均衡价很难出现长期背离，美元被高估或难成立。

理论上，特朗普让美元主动“低估”的“弱美元”计划有实施途径。例如，可以通过对外汇市场单边干预、多边联合式干预、货币政策宽松、影响资本流动等方式来实现。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弱美元”计划面临重重阻力。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需要克服政治上的阻力，还需要面对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

第一，单边式外汇干预需要消耗大量资金，且需要美联储等配合。实际上，1934年美国就已创建外汇稳定基金（ESF），该基金由财政部长控制，使用需得到总统的批准，其设立初衷正是为了防止美元大幅升值。但这一干预落地却并不容易。一方面，目前美国ESF规模约2150亿美元，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测算，削弱美元所需金额远超2万亿美元，ESF犹如杯水车薪。如果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不仅会受到债务上限的约束，还会进一步加剧美国财政支出的压力。另一方面，ESF的执行需要美联储的配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财政部的汇率干预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执行，而这一干预行为的效力自1980年以来饱受美联储官员的质疑。即非冲销式干预可以收获一定效果，但会增加基础货币、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构成扰动；而冲销式干预影响有限，仅存信号作用等。

第二，多边联合式干预达成“广场协议2.0”的难度更甚，甚至可能遭遇部分国家的反制。一方面，多边干预违背主要国家自由浮动汇率的承诺；另一方面，当前美元指数的主要构成货币所属经济体中，仅日本和瑞士拥有较高的外汇储备，欧元区国家、美国自身外汇储备规模均位居世界10名开外，且欧元区还存在协调机制的问题。此外，如果美国试图推进“广场协议2.0”，还有可能受到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反制。

第三，货币政策宽松需要美联储的直接干预，且当前空间明显受限。美联储作为较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的执行很难受特朗普行政指令的干预。同时，即便特朗普通过替换美联储主席等手段实现对美联储的间接干预，但在减税、贸易等政策推高通胀，当前联邦基金利率仅4.5%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都明显低于“广场协议1.0”时期。

第四，资本流入税的影响相对有限，而鼓励美国资本外流又与特朗普的政策主张背道而驰。鼓励资本外流在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案例，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瑞士曾经对外汇存款征收每季度2%的罚款，鼓励外资流出。但这一举措收效甚微，并未能促成瑞士法郎的贬值。更重要的是，鼓励美国资本外流与特朗普力主实现的资本回流计划大相径庭。

第五，“弱美元”计划在政治上面临阻力。强势美元有助于维持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重要工具，因而华尔街金融机构和部分内阁官员也会更倾向于强势美元，进而在政治层面给特朗普造成更大的阻力。

整体来看，特朗普的“弱美元”计划面临着重重阻力。政策间的内在矛盾、政治阻力以及经济现实的限制都使得该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低。美元政策的